看上去很美

根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了3.38亿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数，更是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的人口数之和。互联网在当下 中国人的工作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大量的网民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平台接收外部的信息，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与立场。

从2003年开始，中国网民通过“孙志刚之死”、“重庆最牛钉子户”以及“厦门PX”等事件高调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网民通过 这一系列的维权案件以及质疑声音推动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又成了一个作恶与媚俗的舞台，网络中不时出现里人肉搜索以及“网络通缉 令”，毫无顾忌地干涉私人生活，知名BBS中也大量出现因国籍、地域、学历、收入等差异而造成的相互掐架，相互诋毁等一些列现象，这种被称为 “怨恨政治学”的现象，实际上是愤青以及狭隘民族主义者出现的深层动因。此外，诸如芙蓉姐姐，以及贾君鹏、凤姐等一系列网络恶搞与炒作，使得网络开始朝向 媚俗化、轻浮化发展。

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网民的急剧增加，使得网络的正负效应相应扩大。一方 面，大量新网民的加入可能使得网络成为众人参与公共生活的良性互动平台；另一方面也可能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以及集体的媚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 克服后者暴露出的负效应，亦是对前者正效应的完善与保障。

那么多数人为什么会走向“暴政”（诸如出现“网络通缉令”、“人肉搜索”的现象）？为什么还会走向集 体的媚俗（诸如对芙蓉姐姐与凤姐的炒作）？要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对信息搜寻与获取的方式，也使得我们走进了“信息大爆炸”时代。这样的时代无疑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即对信息横向宽度地认知增强。但因为整个社会的浮躁氛围，以及自身只了解信息标题与大概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很难静下心来对信息有一个深入地了解与思考，即信息纵向深度地剖析减弱，甚至没有。那么就会直接导致大量网民对信息一知半解，无法深入，极容易受到那些经过修饰而非常具有鼓动性的信息引导，加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民粹情绪，让施暴者们往往轻松地站在“道德的高地”对弱者进 行道德审判与围剿，最后诉之语言的暴力，甚至发展成现实的冲突。

此外，由于媒体、商业的极力渲染与炒作，使得在互联网中形成了朱大可先生称作的“哄客”群体，这个群 体扮演者大量围观者与参与者的角色，他们使用着自己的马甲对网络丑角（诸如芙蓉姐姐与凤姐）进行冷嘲热讽，“在某种意义上，哄客就是丑角的同谋，享受丑角 和呕像带来的狂欢，并且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完成对商业炒作的市场支撑。他们是电视和互联网的消费主体，他们的趣味不仅决定了丑角的美学命运，也 构成‘丑角经济学’的支柱，并充当了娱乐型社会的精神路标。”（朱大可语）

在整个消费主义的熏陶与感染之下，娱乐至死成了经久不息的主题，俗文化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电视、网络的 主流文化。相反，严肃而又具有深度的节目与文章变成了“电视毒药”、“论坛毒药”。在网络集体狂欢的语境下，每一个人无时无刻地“娱乐”与“被娱乐”，在 娱乐的虚脱中有人倒出其中的奥秘——哥玩得是寂寞。

不管是寂寞也好还是狂欢也罢，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互联网中，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确实遇到 了诸多困境。大量的社会新思潮与新观念在冲击着我们旧有生活与思考方式，而互联网这样的平台无疑是这一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缩影，如何正确地认识网络，正确 地使用网络，值得我们重新考量。实际上运用互联网的海量与快捷，我们可以对信息进行多方搜寻与精确整理，以及加上自己对已获信息地深入追问与思考，亦好比 对学术地不懈求索，切不可浮于表面，更不可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变得更加敏锐与深刻，变得更加自信与宽容。

      感谢《1949》里记录了太多“小人物”的命运，让我关注起自己身边的历史。作为南京人我知晓的是雨花台烈士陵园，然而在它的不远处的菊花台却很少有人知 晓，我找到菊花台烈士陵园也是通过不停地问路人，一路寻到南京安德门民工市场门口，门口的一个小保安指了指旁边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口，告诉我菊花台就在这 里，我沿着狭小而颠簸的小路一直往上，方才进入陵园内部。

      龙女士对菊花台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了卓还来领事，然而我想那八位外交官亦有很多故事值得我们去了解。在回家的路上我正好经过雨花台烈士陵园，老远处就可以 望见雨花台的烈士雕像群，气派不已，园内人头攒动，与菊花台的冷清截然不同。或许这两处的不同景象，亦是《1949》中有时表露出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的现实写照吧。然而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她的质感，她的深邃，那段历史不曾远离，因为他们还静静地躺在我们的生活里。

碑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翌年一月二日陷马尼拉我总领事杨光泩，领事朱少屏、莫介恩，随习领事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主事卢秉枢，学 习生王恭玮等，守正不阿于四月十七日悉被害，同年一月十九日，日寇登陆山打根我领事卓还来被囚，忠贞不屈，三十四年七月六日亦被害，呜呼，此九人者皆外交 界之英俊，为保全民族令誉而牺牲者也，我政府特将其忠骸运归公葬于名山，后之来此瞻拜者亦知有所矜式也夫。
　　
　　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谨识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三日

 

     1865产业园其实是南京晨光厂的原址所在地，再往前推个100多年，此地是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南京办的金陵制造局。单位的厂房保存较好，造型考究，与 当下那种简易而呆板的厂房有着很大区别，因为原来是一个军工企业所在地，所以很封闭游人也难进去，不过随着城市改造，大量的工厂搬迁至江宁等城郊一带，这 块地方于是就剥开了神秘面纱，改头换面成了产业园，加之周围建了很多大马路与高架桥，厂房周围没有往日的遮挡，从外望里基本一览无余，厂房整齐一致，规整 壮丽，气度不凡。

      今日绕进厂内，随处拍照，不免有些感想。其实早在前几年《走向共和》热播的时候，南京本地报纸就报道过1865的历史，所以南京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现在南京的古遗迹越来越少，实物消失，历史的质感也随之消失，当然此乃城市规划之大忌之处，暂且不谈。

     且说有次和陈老师课间交谈这1865的历史，正好那课是谈日本问题，索性陈老师就在课堂上发挥了一下。他大概的意思是，南京有个金陵制造局也就是现在的晨 光厂，它是1865年洋务运动时期建设；在日本，三菱公司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技术上都不如晨光厂，而且建立的时间也晚于晨光厂。然而经过这100多年的 发展，三菱公司早就成为了世界大公司，而晨光厂还只是一般性的国有企业……  

      有时候我们对于历史缺少一种比较意识，金陵制造局在建立五年之后，岩崎弥太郎接手了长崎造船厂，1873年，造船厂更名为三菱商会，接着随着企业的发展， 涉足了多种行业，在日本的现代化工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国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菱制造了大量的飞机，其中包括参加了珍珠港事件 的著名的零式战斗机。
      中国和日本，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太多可以比较的参照物，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其纵深，在于其内部的深邃，在于其幽暗的细节。其实今天本不是为了拍摄1865而 主要是去附近的一处烈士陵园——菊花台烈士墓。关于这个墓还待后来说。

 

 

 

    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一词或许和古代中国人理解的不大一样，他们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中心，以天朝自居，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疆域领土划分，这与西方社会的“民 族国家”有着巨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方近两百多年以来的交流与对抗，也就是中国渐渐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过程。这中间虽然有过停滞与倒退，但终究 在慢慢改变。而我们这群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后”，与国家的互动，与西方的接触，以及在构建公民社会过程中的挫折与努力，无疑成了这转型中国里最值得研究，最值得反思的样本。

今天，当我们再次讨论“80后”问题之时，不应该像当初猎奇一般仅仅针对“80后”群体自身性格、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讨论，或许应该把视角放得更加开阔一点，追溯“80后”现代意识的内在动力，以及“80后”与国家的内在联系。也许，当我们把“80后”放在一个国家改革年代的背景之上，放在互联网急速发展，社会急遽转型的背景之中，综合各方因素来解读“80后”，或许会显得更加理性。

改革开放无疑是“80后”群体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说得极端一点，没有改革开放，那么80后就失去其作为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理研究的价值。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会类同于“70后”、“60后”、甚至“50后”，他们亦不会成为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固然成为了“80后”发展的源动力，但“80后”将何去何从，将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按早几年的社会舆论看法，对“80后”持有着非常消极的态度。他们把“80后”群体中自私自利的部分过于放大，把“80后”的标新立异追求个性的部分当成了自我放逐，自暴自弃的注脚……

很自然的，社会上流露出把国家交给“80后”管理，国家就会完蛋这样想法，但那也许是一厢情愿的误解罢了。殊不知“80后”在互联网时代，用着手里的鼠标、键盘，已经开始介入国家的公共事务。不可否认，因为网络信息的海量，以及观点的多元，让更多“80后”感受到其中的魅力，开阔了视野。有甚者，在网上建立了国家领导人的粉丝团，用80后的方式消解政治的古板；当然，“80后”利用互联网对社会事件进行不懈地追问，华南虎事件最后的水落石出，“80后”网民功不可没。互联网作为一个社会交流平台，无疑也成了80后交流、交友的最佳方式，在这样的载体里面，催生出诸多志愿组织，甚至出现了“公民记者”这个由个人出资，深入事发现场，给网民发布第一手新闻的公益职业。这种由过去国家叙事（国家电台）转向个体书写（博客写手）的变化，无疑也是“80后”群体中最为鲜明的一个特征。

与其说“80后”开始以个体行为，来证明其自身价值。这种在外表看来是渐渐淡化国家背景的个体意识觉醒，不如看成是“80后”和现代国家的良性互动，这若隐若现的“国家——个人”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或许就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界限。而父辈们的时代把两者的关系模糊化，甚至同一化，造成了诸多问题。我以为，“80后”群体的集体记忆会和父辈们的国家想象有很大不同，父辈时代更多是通过政治口号以及政治指令来强化国家意志，并在口号和指令下把自我完全融入到国家中去；而“80后”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更多是以个体或者某一个群体组织的形式出现，虽然没有整齐划一，但终究是殊路同归。

“80后”的这一行为结果，一方面是“80后”自我意识、公民意识的自觉；另一方面也和国家的发展以及转型有着深刻联系。在看似与国家关系日渐淡化的“80后”身上，其实潜藏着一种对国家高度的认同感与使命感，或许这样的认同感与使命感最后内化成对公民社会的坚持与执着，内化成对民主与自由的不懈追求。

 

      教育部门要求学校暑假期间不允许补课，然而这样的禁令却没有得到本应欢呼雀跃的学生支持，最后他们说“还是补课吧”。学生为什么会这样？这不禁让我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电影中渗透出一个深刻的观点即“体制化”，用主人公的话说：“起初你痛恨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中学阶段永不停息的考试、补课，已经让他们从最早的不适应渐渐变成习惯，在带有机械化性质的学习状态下，他们渐渐变成了需要管束与驯化的主体，而教师这个“体制化”的具体形象，无疑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依赖感，一旦学生离开这样的状态和体制，也难怪发出“再回体制”的呼声。

    去年此时，我还在采访即将要毕业的大四学生。然而此刻的我，不知不觉从采访人变成了受访人。以前是看着别人毕业，现在自己也不得不告别了。去年此时，我采访了一些大四学生，问了他们很多大学四年中的发生的故事。我在采访之前告诉自己，这群大四学生身上有许多值得我深挖的东西。因为他们是第一届毕业生，他们会有与其他年级完全不同的记忆与思考，他们见证了学院从无到有的过程，经历了许多容易被人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组合与拼贴，实际上也是一部生动的学院发展史，这些故事里有兴奋、有失落、有自豪，也有悲伤。他们有过寄居异校的失落，有过对大学教育的质疑，有过破釜沉舟的勇气，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历。他们当中的一些集体记忆，将无法复制在其他年级之中的，这样一种独特而富有激情的记忆往事，值得我们去了解，这样的了解不可仅仅当成一种新闻故事的猎奇，更应该从当年的困境与尴尬中挖掘出第一届毕业生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作为校报的学生记者，我有必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记录下这第一届毕业生，若干年以后大家也许可以通过我写的稿件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学院当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期许可能是每一个新闻人的理想，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下时代进程，让读者记下这一群人。

   

    采访毕业生只是我在记者团众多采访中的一个。在每一条新闻的背后实际上还有着更多的新闻故事，当然有些是可以呈现于纸上，有些却只能沉淀在心底。在院报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尽力地挖掘校园故事。我以为，校园的面积有限，但实际上背后却有着非常广阔的报道空间，关键在于你的观察与思考。有些人总是在抱怨校园以及城市的无趣与无聊，但殊不知在这些无趣与枯燥的背后实际上却充满着有趣而丰富的内涵，而学生记者无疑起到了一个“发掘无趣之后的有趣，描写无聊之后的有聊”的功能。这样的报道往往采取小视角切入，经过细致而扎实地采写，最终显现出的是一个大背景的维度。

    我写在院报的第一篇文章，其实不能算是一篇新闻而只是篇时评，题目是《不仅仅看上去很美》主要是批评当时的大学社团往往空有架子，华而不实，无法提升真正的校园文化，存在着“看上去很美”的问题。现在看来，大学社团一方面是组织者对社团的目的以及功能模糊不清，略显浮躁与粗糙；另一方面社团参与者的心态亦值得分析，比如大一时大家踊跃参与社团以及校园活动，到大二后由积极参与转为不冷不热，到大三、大四基本成了消极对待或者干脆不管不问，这样的心理变化过程如何分析如何解释，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所没有涉及的，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实大学社团的建设的好坏，直接关切到校园文化的建设。大学校园中的绝大多数学生或多或少都会与社团存在联系。如何正确地认识社团，如何建好社团。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索也使得我继续把关注点放在大学社团上，也就呈现了一篇《关于大学社团的一切》这样的稿件。这篇稿件分了三个部分来写，一个是写学校话剧社，另一个写的是大学生创业协会，最后写了学校对于社团的管理。在采访当中，我选择的两个社团其实都非常具有特色，但两者都有一定的尴尬。从话剧社而言，因为当时学院的条件所限，他们的演出更多是借助其他学校的场地，根据当时话剧社负责人的说法，话剧上演的时候，不少人是站在礼堂走道上看完演出，并大获好评。但也导致了他们的影响力更多是在校外而非校内；而创业协会的问题更多出在了管理之上，因为社团大部分成员都是同班同学，往往不好意思指出对方问题，结果社团问题越来越多，不得不草草收场。不过从我与他们的交流感受而言，社团不管最后成功与否，实际上对他们这些社团的参与者而言都获得极大的锻炼，这对于今后的学习生活以及自信心的培养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内有全文）……

按：此文是回应一个同学写五四的文章。

      作者在文章中，把自己理解的“五四运动之激进”与“当下青年之理性”联系起来解读，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如果仅仅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一种理念与激进的信心的话，就失去了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启蒙意义。同样的，如果把当下青年的爱国热情与行动理解为个体的清醒与理性，会存在着盲目乐观与过分自夸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反映在当下青年身上更多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自省与宽容态度的缺失。我们一方面急切地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以“受害人心理”来对待世界上不同的声音。

 

      我们回头看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其目的在于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和改变中国之命运，以期使中国真正走向民主与科学。作者认为在东西方文化认同方面，五四后期渐渐走向激进的危险边缘，尤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但我以为，鲁迅之所以说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其背景在于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熟稔与反思；胡适倡导白话文写作，实际上是建立在自身扎实的古文功底与现代学术训练之上，这和我们当下青年不去读元典而妄加揣测先哲之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所以我们不应该从五四的具体结果去理解五四，更应该从五四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知识分子思想内涵去着手研究。

 

      实际上，作为当下青年人来回望五四应该抱以更多的谦卑与反思。我们今天怀念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怀念的是他们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大学精神的包容与开放。在这些怀念的背后，我们不该回避自身渐渐从价值理性转为世俗理性的趋势，更不应该回避大学与社会的过度联姻，而失去了大学自身的独立性与先锋性。个体的清醒与理性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显得异常重要与紧迫。但清醒与理性的形成，不是盲从于某一种声音，某一种理论，应该怀着质疑的精神去大量猎取各方观点，最终化为自己独立之思想。

 

      从九十年前的“五四一代”到今天的“鸟巢一代”，这中间的试错与发展，见证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这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科技的现代化更是社会治理与公民社会构建的现代化。当然，这中间青年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亦不可过分放大。朱学勤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存在。所以，作为青年人不可孤立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更应该站在世界的角度去认识中国，改变中国。一旦打开这样的视野，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中国、审视自己，那么我们就不会盲目自信，而会更加扎实地迈向民主与科学。

 

      四年时光总是过得太快，开学报到时候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在临近毕业的许多夜晚，卧谈会的主题不由自主地把回忆当成了主题，这样的主题无疑是充满着悲伤与 不舍。在这个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环境里，对于往昔的回忆似乎又暗藏着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宿舍那小小的地方，能不能装下我们大大的理想？抑或，我们早已 折断了自己理想的翅膀。

    大学生与理想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可如今大学生们过早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与奋斗，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面前，坚定地站在了现实一边。他们考虑最多的是 “这个对我今后找工作有没有用”、“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疑问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过多这样的疑惑，就会让大学渐渐成了 功利主义的乐园，成了培养犬儒主义的场所。看似理性地报考热门专业，学习“有用”知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选择，而非价值理性的要求。

      我常常在想，如果大学没有一点点理想，而是整天在迎合企业，培养企业所需的人才，那么和技校，和企业培训机构又有多少不同呢？我们切不可把理想放大化，更 不要把理想抽象化，理想其实更多是一种兴趣，一种自己排除功利心态而为之努力的驱动力。理想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的缺失有时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代人 的沦落。细细想想，理想的背后又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悲剧？大学生如今在这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常常迷失了自我，大学生的人格也随之过早的社会化、世俗化。大 学渐渐成了一个社会的缩影。不容否认，大学是应该介入社会、影响社会，可如今大学的介入与影响，往往是一种被动姿态，且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当大学生遇到理想，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本来应算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如今却不停地拷问着我们。我们应该何如面对，如何在转型中国面前坚守理想？这无疑又是一 个非常具有讨论价值的命题。我以为，这还是要回归大学，回归大学那些所谓“无用”人文经典课程，在经典当中寻找一种价值信仰，这样才不会在大学四年以及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迷失自我。理想的缺失背后深层问题应该是信仰的缺失，一种对学问不停追问，对现实不断质疑的缺失。

      在临将毕业的卧谈会中，我们谈论许多过去的趣事：学老师蹩脚的讲课，回顾某位同学大一到大四的各种外号，还有谈那些风花雪夜的故事。但，没有人谈论自己当 初的理想，宿舍那小小的地方，实在挤不进一个叫“理想”的家伙。扪心自问，大学四年，收获几何，也许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8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一方面，大量外国企业、外国文化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80后享受到了物质与技术给他们带来诸多方便；另一方面，在这三十年间，社会意识也在急剧变化，一些新思想、新观念被80后所接受并实践，使得80后渐渐扮演起社会公民、社会新生力量的角色。他们不断地介入社会重大的公共事件，比如“华南虎事件”、比如“汶川大地震”。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年，器物层面的...

      南周小组其实早已经脱离了《南方周末》这样的载体，从之前的评报小组到如今的无所不评，其自身的锋芒性已经远远超过体制的底线。我以为，当初设计这个小组 的时候，没有会预想到最后的结局是这般的无奈和壮烈。或者说，平淡和理性应该是小组当初之时的愿景，而激烈和锋芒竟成了小组最后的归宿。
      与其说是《南方周末》这张报纸的品质决定了本小组宿命，不如说是在外界干扰以及过激反应状态下，催化了这一小组的灭亡。一个小组的倒掉，很容易被赋予更多 的意味，更可以被认为具有了英雄主义般的意味。当然，我们不缺少这样过分地溢美之词，我们更不缺乏更多的隐喻。
      此刻，我只是为一个小组即将关闭感到一丝悲凉。这种悲凉无关政治、无关思想。只关乎我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我记得我在这个小组发的第一个帖子是关于我和南方 周末的。我写下了我从南方周末上学到的知识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匆匆几年过去，南周之前于我的启蒙与指引，现在越来越淡化了，不知是南周的退步还是我个人 的进步。也许在这一退一进之间，许多问题才渐渐变得清晰。
      你可以看见，充斥在社会上的犬儒主义、乡愿意识以及假大空的谎言毫无保留地在一幕幕地重复上演，可身边的人却仍然为之疯狂和膜拜。所谓的民族主义在这个聒噪的年代竟然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我终究是一个小网民，一个小读者。南方周末、南周小组、豆瓣网……某种意义上说，这无非只是一个个名词。今天南周小组被关闭了，我可以去另外一个小组“继 续理想”；今天南方周末停刊了，我可以去买另一份报纸“寄托理想”；今天豆瓣小组停运了，我可以去另外的网站“围观理想”……所以说，我们不缺少被赋予和 隐喻的载体，我们缺少的是记忆的内容。
      徐贲先生在他的书中写道：“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 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我写此文的目标也就是为了希望大家能够记忆南周小组的过往。我们的民族不善于记忆，其深层的问题应该是不善反思。往往个人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彻 底（如顾准、李慎之等），但仅仅只是个人，而这种带有着偶然性的个人反思终究无法使得这个民族变得强大和永恒。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对于我，对于我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抓住现代中国的脉搏，必须从公民社会的建立开始。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作为一个试验田，其经济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这一方面是国家的政策， 一方面我觉得也有临近香港，以及身处沿海的地缘因素。当然，就国家整个大环境而言，我们极力发展经济，而刻意避开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就不可能提倡公民社会 这样的理念。但作为深圳这样一个经济走在前列的城市，单一的经济发展而无政治的保障，远远无法让市民满意，所以，由下而上地诉求与抗争成了走向公民社会的 必然之路。加之当地政府的容忍和沟通，这一系列的因素使得深圳人的自我觉醒、自我启蒙的价值意义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我认为今后中国的发展，因经济的急速发展以及对环境、土地、资源的过度破坏、占有、滥用必然引起公民的不满，最终会让公民开始以法维权，而这就是公民社会 建立的一个诱因。上层建筑因为坚守某种理论与教条以及维护既得利益必然与下层诉求形成对抗，希冀上层理论突破不如从个人的启蒙开始。
诸如像手拿宪法、物权法来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钉子户）；通过民间散步与网络呼吁给上层施加压力也成为了一种手段（厦门，以及南京的汉口 路西延）；公民自救，及时地把善款送达灾区并公示财务信息（四川地震）……当然，还有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建立，这样的一个业主委员会如果我们放大了看，不难 看出它是公民社会公民国家的一个缩影。

我以前写过一个文章，关于80后和公民社会的问题，总体情况来看，80后身上已经酝酿了不少公民社会的种子，但80后尤其是85后在还没有真正融入社会之 前，对社会的认知还属于幼稚，其理想主义色彩太浓，而如果一遇见问题和困难往往又会走向犬儒之路。所以，我以为真正地建立公民之路，必须从我们从小的教育 开始（据说美国小孩上学第一节课就是讲公民教育），像中国这样，因为经济的畸形发展而被迫酝酿出的公民社会，某种意义上是“被他妈逼的”，不是一种自我觉 醒和天赋人权的自然观念，往往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而被迫呐喊，这种只关注个人世界，而忽视整体环境和他人命运，最终还是让公民社会半途而废。

 

具体参见中青年报关于深圳公民社会一文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12/10/content_2465461.htm

（一）

我前段时间看了翡翠台铿锵集的中国律师，刚又看了不走回头路。发现这翡翠台从中国司法进程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非常不错，远比好多内地电视台借以器物 的更替来歌颂改革的“硕果”。日本NHK也关注过中国司法，有一集是讲民告官的，但NHK是以事件为线索，注重叙事；而翡翠台则是偏重于对人物的描写和采 访，思想性较好。总体说来，NHK和翡翠台各有千秋。值得各位好好看看。
但看多了不免让人有种无力和失落感。亦如一个律师说的，“有法律没法治，有宪法没宪政”，我们太缺乏执行力，太缺少尊重法律的基本素质。在讨 论司法是否独立之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本身，而是更应该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当哪天我们的政体改革可以较好发展，那时我们再谈司法改革，以及在司 法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那么才能对症下药，还原律师以本质功能。

（二）

我觉得是过分紧张导致的。我看海角七号没什么民族情绪的感觉。其实电影只是好多时候说闽南话，台湾人觉得很亲切，然后又带有许多励志以及对过往美好回忆的 元素。我觉得这部电影取得成功很大一部分其实还是物质生活的极度发展之后，人的精神生活开始虚脱，借以此电影来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不满。

（三）

学生与教授在学术和认识上辩驳，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学生搬用公权力把学术以及教学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只能说明学生气量以及对学术认知的淡薄。我不 相信美国教授各个都是照本宣科，而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我想如果那样的话，美国人，以及美国大学也不用标榜着自己的宽容与多元了。当然，如果教授在课堂上 使用不雅词汇侮辱，攻击他人，或者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像法大的杨帆教授那样），我觉得到那时再考虑诉至法律并不为过。

（四）

呵 呵，我觉得LZ列的这些东西大体上没问题，但需要小心求证。目前大陆的教育以及出版业还无法把真相惠及给大部分人。至于说国民党的抗战，我觉得可以看看邓 贤以前写的《大国之魂》讲的是国民党缅甸远征军的故事。另外，诸如像华东师大的杨奎松沈志华他们对中苏关系有过深刻的评价，我觉得可以从那里了解到一些 历史真相。还有，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嘛，叫《卡廷惨案》，如果不想读书，看看那个电影就当是消磨时光，也是不错的。至少你知道苏联干过一个很恶心的 事情，之前还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德国。

（五）

我非常相信浙江省委插手此事。 据说高华要去华东师大任教，上海市委宣传部还出来干预。中国高校实际上被上面牢牢地控制着，一如司法系统被政法委控制着一样。说句稍微难听点的话，如果贺老师看了别生气。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贺老师也成了丧家狗。我不是骂贺老师，其实我是在为这个体制而悲哀。 贺老师的壮志未酬，某种意义上就如同张思之先生在许多敏感案件上一次也没打赢过一样。在张先生失败的后面其实是中国司法最大的失败。

（六）

我们现在的环境更加变得焦躁和迷乱。电台、报纸、电视无一不是娱乐娱乐还是娱乐。属于我们这些未来的主人翁除了功利几乎所剩无几。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大点 看，台湾民歌三十年以及我们大陆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两个三十年其最终的结果终究走上物质化和功利化。我们今天大张旗鼓地纪念民歌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三十 年，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下浮躁环境的一种愤懑。就如同《海角七号》在台湾的走红，更多意义上是台湾人对过去生活的一种集体回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寻求内心 中真正的台湾。“操你妈台北”——我相信台湾不少青年人会感同身受。当然，这样的句式运用在大陆的任何地方一样会让人心潮澎湃。
不知道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华娟以居家主妇自称，但所写歌曲无疑都是与远方有关。还好，身为主妇却心向远方，这样的心态在如今这个动不动就身不由己的社会中显得是多么珍贵。我不知道，今后的民歌会如何发展，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会长久地沉浸在过去三十年的歌声中。

（七）

"吃饱了就不饿，搞完了就舒服。" 　　
这是锵锵三人行里面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哈哈

（八）

我以为这是文化快餐年代，已经完全分不清，到底是舆 论引导读者，还是读者决定舆论。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如果无法完全彻底地讨论政治问题，那么可以把这样的宣泄发在娱乐上，所谓政治的娱乐化。渐渐 地，各位读者在轻松和戏谑中度过美好一天。其实小题如果你换个角度想想，不一定是很黄很暴力的帖子可以增加流量，如果换成一个大的社会事件，一个有份量的 社会调查那么流量也不会低。但，往往一遇 到稍微敏感点的好新闻线索，者，媒体只能统一用新华社通稿，你说我会点那么多网站看同一条新闻吗？在五颜六色的社会“悲惨新闻”当中，我会看那些动不动就 冠上“一小撮”的新闻吗？

（九）

呵呵，不知道吴大师说的这样的翻译算不算翻译当中的“不对称”问题。在我看来，好多 时候翻译中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国外和本国文化的不了解，以及一知半解。我看朱青生的文章中，他就谈过文章翻译问题，他觉得有些单词必须得查一查最初的意 思，我们知道英语单词好多是来自拉丁文，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词儿，所 以如果对最初的意义了解不够，很难对其有准确的把握。进而朱青生还谈到语言的科学性一问题。
吴大师这个文章确实不错，我觉得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当下优秀的翻译家太少，主要还是翻译者本身的文化层次的制约。我的一些愚见。

（十）

其实，后窗老师忽略了一个问题，学新闻或者学其他什么专业只是表象问题，最根本以及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学生是否有心向学。所谓新闻无学，说的有一定道理，但 关键还是在于学生而非学科设置本身。一旦深入某一门学科（人文类为主）就会发现光是一个学科的知识已经无法解决一些更深入的问题，那么就需要勤习其他学科 的内容。在一种对学科的“不满足”状态下往往可以避免后窗说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后窗老师如果能鼓励和建议多一点，而批评和嘲讽少点，那么会更好。至少我觉得后窗有点绝对化的倾向。

    今年是知青40年，也是我的大学第4年，然而对知青40年一事，我身边的同学基本上没有多少人了解更没什么人关心。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大学生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当年“知青”的角色。

存在就是合理性，不能因为你觉得如何，就该改造。高考也是一种适应性的考验。虽然自己充满了“人文”，但是你如果无法适应社会，那你依然没用。因此如果你能既有“人文”，又能适应高考，你才是人才，不然你就算不了什么。可见博主应该是在高考中失意之者，毫无能力的愤青而已。是人才的，在哪里都能发光。要不然，南外的人才们怎么可能高考既能考好，又能在自己的擅长方面大显光彩呢

      很感谢这位网友在我这个胡言乱语的博客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其实关于愤青与实干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因为尤其是像我这样有事没事喜欢写点东西的人，往往会给一些人以“只是耍耍嘴皮子，而没有实干精神”的感觉。而我也常常在自责：“你说那么多，其实狗屁不通，想得太美！”。于是一些话一些观点，在嘴边不肯说出来。因为我怕遇见像这位网友对我的质疑：“要实干！”。我相信这位网友还是手下留情了，如果是我，我肯定会说；“你他妈的，整天唧唧歪歪，看这不爽，看那不爽。有本事你去把问题解决去。你如果解决了老子服了；解决不了，你在那边鬼喊，有什么用？！”

      我在这篇文章中不想和这位网友有什么针锋相对地辩论，因为意义不大。这位网友其实并没有提出什么高深的观点。他开头的一句“存在就是合理”，就可以所向披靡，此话用在哪里都可以以一当万。你可以说高官贪污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没抓到，贪官的存在说明了事实的合理性；你可以说高考这样考试是存在的，存在了这么多年，而一直没有改变，它是具有合理性的……所以说，关于社会的不公以及不正义，在既定条件下，如果存有一定时间，而无重大改变，那么可以说它是合理的。这个逻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可实际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恒定不变。那些丑陋现象的存在，不是说明了他们的“合理性”，而只能说明他们的“顽固性”。存在即合理，不应该把“合理”的评价标准定位于“存在”，存在只是一个结果。而“合理”则是一个过程，是每一个人都能感知的过程。

     话题又扯远了。索性继续扯下去。我憋了很久，一直没有写我在电视台实习的经历。因为我知道这段经历对于我非常重要，有必要好好地记录下来，我真心地感谢一些人对我的无私帮助与指导。而实际上，细细地回顾这次电视台实习，切中了我“不实干”的本质，而我所谓的“人文精神”在实际看来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只能是自己的理想国罢了。

      从“不实干”开始说，我在电视台的十几天一条稿件也没有做过。整天忙碌地去找选题，从网上找，从报纸上找，从大街上找，可惜一无所获。就算遇见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选题，那也是过时的东西，而这非新闻。所谓新闻还是得讲求一个新。后来渐渐找到一些方法，比如说国家发布政策法规，然后你可以去看看执行的情况如何。比如说限塑令开展的如何？反应如何？然后你去采访，你去到商店里面看，这个法规落实的如何。那么这才是新闻，这切合当下的主题。但问题是，这样的新闻不是由你一个实习生去做，这些都是电视台的职业记者去干，你只能抓一抓边边角角的问题。而实际上，当你遇到边边角角的社会新闻的时候，你是否能用边边角角的市民心态来采访出来，你是否会把你的想法理想化、扩大化甚至说偏离新闻事件的主题？我所遇到的情况是，整天生活在校园里面，使得我对社会的接触不多，然后你不知道如何切入到社会的底层与人交流与人沟通。你对市井新闻的敏感度，远远低于那些职业记者。而你也许对一些专业知识熟知，甚至一些先进的西方新闻操作手法熟悉，但对于一些都市新闻来说，这些根本用不上。你也许和社区的领导打成一片，你和某个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你有自己的通讯员，那么这才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我不得不问自己，读那么多书，怀有那么多的新闻理想究竟还有没有的用？在实际的操作中是不是眼高手低了？是不是只会说而不会做？我后来渐渐意识到，我来电视台遇到的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准新闻人必须得面对的。比如说没有人带着你，只有你一人跑；没有通讯员告诉你，哪里出了事情；没有固定的条口，你逮到一个条口你就做一个条口……你无依无靠，甚至是一无所有。中间的彷徨、迷茫甚至无助感，我相信这是一个准新闻人所必须面对的。如果突破了这样的障碍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记者。之前在报社实习，跟着记者做几条稿子就觉得了不起，实际上，我现在明白了以前一位记者和我说的话，他说你如果有机会独立策划选题，从头到尾地把新闻写出来，这会对你的锻炼很大。

 （内有全文）

 《孩子的荣誉》

　　这是一部历史电影，有着好莱坞般叙事技巧的电影。很遗憾，我又一次被这样大背景下的电影深深征服了，按照政治考研班所讲授的那套政治理论，我们这些祖国的栋梁，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应该维护我们的制度，去捍卫它歌颂它。不可宣扬美国式的民主，而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社会的和谐，凡是考研之中遇到有关美国的问题，那么先得套上一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貌似，由此展开论述，这样大方向不错，大体的分数也可拿到。
　　事实上，最后考研辅导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在评论问题时越是客观论述，越容易出错。电影也是如此。这部电影的大背景乃是“匈牙利事件”，可惜由于我们的耳朵和嘴巴向来都是被遮蔽的，以至于关于他人世界，以及他人视角我们无从而知。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好像知道50年代匈牙利以及东欧那边发生了什么社会动荡，苏联派兵镇压，事情很快平息。OK，这章就学完了，下面跳到另外一章。
　　问题是，匈牙利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声音？以及捷克、波兰人的真实内心是什么样的，我们无从而知。而优秀的历史电影无疑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灰色地带。优秀的历史电影没有学术那样的锋芒毕露，以及深刻客观；更没有政治那般的肮脏和说教。电影就是电影，电影需要叙事，叙事需要技巧，没有技巧，做什么都不行。
　　看看我们身边不缺乏这样题材，什么卡廷惨案啦，什么光州事件啦，包括匈牙利事件，坦克进城，哪一个元素我们都具备了，可惜没有技巧。看看《颐和园》把杂乱的少女怀春夹杂在更加杂乱的历史事件当中，就显得是那么的没有水准以及单纯可笑。当叙事不够清晰，不够技巧，还是省省吧。最后当电影不成为新闻，而电影放映之后，导演的境遇却成了新闻，这其实显得非常滑稽。
　　还是回到这部电影。关于匈牙利事件，相信学术界讨论的会比较深刻。而学术毕竟是学术，学术有时候只会为特定的群体而服务和讨论，对大部分人而言，通俗电影以及文学才是了解他人世界的窗口。所以说，这部电影具备了通俗电影中所需要的既定元素——爱情、亲情、友情、幽默、乐观、死亡还有虚无缥缈又让人着迷万般的理想。
　　一如韩国电影《华丽的假期》也是以一对情侣为主要线索，他们都是在大事件中相遇相知然后相爱。爱情不可谓不忠贞，故事不可谓不忧伤。男女主角不是他死就是她亡。打动了每一个观影者的脆弱心灵，尤其是我们这片土地的稍有历史记忆的人们。
　　但如果爱情成了电影的主旋律，这无疑又是历史电影的失败。好的历史电影最终需要传达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大历史大事件所沉淀下来的精华。于极权国度的人们来说，无疑是自由二字。没有什么比这个来的更加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我们不希望老大哥一直盯着我们，我们不希望在房间里面说话的时候，有一双耳朵正密切地监听着。
　　好的电影不一定是对历史客观事件的全部记录，实际上他只要告诉一个事件的过程，通过艺术的手法强化它，渲染它，如果有兴趣可以深入的了解。把电影当作通向更广阔领域的小站。尤其对于历史事件而言，没有一点噱头式的吸引，在这个娱乐时代还是缺少关注度，而如果一旦缺少关注度，历史往往永远会变成尘埃，更不会去记住它研究它，甚至提出独立而富有见地的看法。
　　对于《孩子的荣誉》最后所要表达的观点，我相信也是整部电影让我肃然起敬的地方。一排排字母打出来，告诉我们即使匈牙利事件最后还是被很快平息了，但无数的匈牙利人还是记得有那么一个抗争。对于一个生而自由的国度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在黑暗中，艰难前行，没有光照，没有火把，可我们终究依然在前行。

        今年江苏高考作文题目是“好奇心”，而离我们不远的上海则是“他们”。高考后没多久，上海那边已经有一个满分作文出来了，是写民工子女的，确实不错。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对社会的关注，以及他敏锐的视角，尤其喜欢最后一句“他们，终将成为我们。”不管网上有多少反对这篇满分作文，单看最后一句话，我就觉得可以拿高分了。这种既切合主题，又上升思想的语句，在如今中学生，甚至年轻人当中已经是少见了。全篇的最后一句实乃点睛之笔，不娇柔也不做作。这句话其实也是映射出当下社会的一种普遍的问题——歧视和不公。作者认为这样的情况“终将”会得到改变，而这“终将”无疑是一种美好愿景，实际是艰难的路程。

       再看看今年江苏高考作文，好像没有出现满分作文，充其量有些是高分作文。但就是这些高分作文之中，所表达出的思想内涵远远不够，对社会的关切度和认知也远不如上海的满分作文。江苏高分作文，大多是空洞地自我书写，泛泛而谈，人人仿佛都是道德家、思想家。在展示出来的一些文章看来，文字足够华丽，想法足够奇妙，但情不真意不切，有些更是感觉是应景作文，显得功利性十足。这正好也折射出当代中学教育的一个整体态势。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扬子晚报上，据高考阅卷老师透露，今年是苹果丰收年，大家在举例中不约而同地想到牛顿的苹果。另外，写议论文远远大于写记叙文，当然，高考阅卷老师只是稍微说了一下今年记叙文紧缺这一现象，而并没有分析为何出现这样的原因。就本人作为例子，高中时代常听老师讲，高考要求稳，写议论文不容易跑题，本人也就遵照此理，每到大型考试就写议论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类型的作文题，随便来个几个事例，然后就议论来议论去，眼看要到字数了，就此搁笔，且屡试不爽，没出什么大乱子。所以，从过来人的经历来看，考场记叙文不多，也不是不可理解。

      可当今天回头再审视我的作文经历不禁感到悲哀。我们的思维都被僵化了，本应该充分展示学生思维和想法的作文平台，大多数时候成了一个殉葬台，我们的创造力，以及才华最后成了应试教育的殉葬品。就今年的“好奇心”这样的题目而言，其实更应该写成了一篇记叙文，甚至是小小说。因为，好奇心这样的元素，本身就是记叙文应该具备的，好的小小说就是要让读者从刚开始就产生好奇心，从而使得他们有继续往下阅读的欲望。可事实上，很少有考生去写记叙文，除了刚才说的议论文比较稳以外，主要原因是考场上时间太短，考生怕构思不出好的内容，从而影响考分；另外一个我觉得，更是考生平时缺少对记叙文写作方面的训练，毕竟写好记叙文是需要不停地练笔和观察，对于大部分考生来说，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活，傻子才去干。

 （内有全文）

      众所周知，51家乐福抵制事件最终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官方的强力压制。这与之前官方带有暧昧态度的支持成了鲜明对比。某种程度上说，那些激进的爱国青年 成了一个“政治玩偶”，当国外一直声讨国内的时候，爱国青年出来抵抗争辩，成了社会的偶像，人人开始因为“政治正确”而喊出爱国口号；当抵抗和争辩进行到 一定程度之后，这些爱国的先锋队员，反而要被自己人在暗处悄悄打压，最后销声匿迹。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老师有天和我聊天，他说政府不会允许愤青们这般闹下去，老师认为如果这样闹下去很可能会让愤青发泄对内的不满，以致于政府难于控制。　　　　　　
　　 我感到很不解，我问老师，这些愤青从事件开始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外，怎么可能转变到对国内的批评呢？老师答，如果当抵制和抗议一直进行，愤青们会提出一 些过激要求，有些要求肯定是非理智且异常激进的，而中国政府如果有些要求无法满足，且在外交方面表现出“软弱”，那么愤青们会把这样的怨恨发泄在自己政府 头上。另外加上我们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腐败丛生，怨恨和抗议很容易激发，到最后整个社会就会乱了套…… 　　　　　　
　　 我觉得老师的这个观点至少我以前是无法想到的。我们可能更多是看见现象问题而非本质问题。在奥运面前其实整体氛围要求的是稳定，政府只需要利用愤青和青年 学子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稍稍刺激一下“敌对势力”即可。事实上，如果任爱国青年自由发展，他们也不知道最后该走向何方，最后可能变得歇斯底里而一发不可 收拾，这种情况下，被人利用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另外年轻人身上的理想主义情怀也会一触即发——他们借以对外呼喊和抗议的机会，在集体中发泄着内心的不 满，年轻人身上的郁闷烦躁与不安在发泄中得以宣泄。当然，这样的情况下，离另外一个极端也不远了——也就是借此机会来呼求改变国内一些糟糕的社会现实。　
　　 还有，胡最近的访日，我也有一丝担忧，主要是我们常常和日本关系好的时候，一切向前看，好多事情搁置争议；在国内方面，亦很少人打出反日的旗号，整个氛围 都开始围绕中日合作讨论问题；但如果双方关系冷淡和紧张的时候，一切又是以抵抗和声讨作为国内对日的主旋律。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日本问题的时候，意气用事 太多，“说他好一切都好，说他不好啥都不好”。且，官方也会利用中日之间的民族情绪，营造官方所需要的背景环境。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冰点之前发民粹问题的文章，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民粹中的一份子，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民粹症候群。保持客观而中立的态度，一直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祈愿。祈愿而已。　　　
　　 此外，结合这次冰点观察关于80后的文章看，80后在这次奥运火炬的传递过程中，表现的爱国情操尤为让人感动，“‘80后’在这场捍卫活动中充当了主角，表现出他们‘终于登上历史舞台’。”（中青报《两个标签的战争》）　　　　　　
　　 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倒是很有意思，作者认为目前的80后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受益者，此次中国举办奥运也是展示这30年成果的最好机会。80后此时 此刻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放大。而西方媒体的报道伤害了80后的自尊心，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不满。但当80后面临着毕业，面临着残酷的就业环境和工作压力时， 他们也会对社会开始不满，所以作者认为40岁左右的中国人最容易对社会产生异议。　　　　　
　　我挺认同这样的观点。不可否认，中国近30年的发展，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地位显著提高，但中间的问题仍然很多，可由于我们的教育很多是单向灌输，使得知识渠道了解片面，我们这些80后只看见了30年来的进步而没看见30年来，尤其在政治体制上的弊端。　　　　　　
　   所以说倒底，80后的集体爱国情感的爆发以及被称为“登上历史舞台”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放大”的过程。不需要给80后贴上什么标签，80后更多的是自我救赎和自我启蒙。　　　　
　　无论是国家进步或者民族主义泛滥，80后如果说是改革开放30年最广大的受益人群，那么80后更应该保有一份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改革开放 改掉的不仅仅是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更多要改掉的是我们民族丑陋的政治体制，要改变专制和集权的权力模式。80后应该担当起更多对于民主和真理的诉求。那 么这样才是改革的真正目的，才是一个国家最美好的未来。

    前段时间，猛然发现《听我韶韶》竟然要开播1000期 了。真是太快了，老吴从坐着韶到站着，从手拿破报纸韶到手指可触屏，从十几二十分钟韶到一个多小时，从一个人韶到两个人，从无字幕韶到有字幕，从广告很少 韶到广告狂轰，从光说不练韶到什么都帮，从南京韶到全国，再从全国韶到老吴自己，韶过来韶过去，韶得老泪纵横，韶得语无伦次，韶得痛心疾首，韶得唉声叹 气……

    其实一直酝酿着要写这样的纪念性文字。但难于下手，主要是对节目的观察不 够，再者自身能力有限，去年凭着一腔热血在看节目，写节目观感，但回头再看看以前的文字，又觉得幼稚不少，所以渐渐地变成“只看不写”。你可以说是开始沉 默了，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沉淀。一如《听我韶韶》从前几年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水心态，到现在慢慢开始沉淀和形成节目自身的文化内涵以及价值取向。回过头来看 自07年初的改版以后，《听我韶韶》节目变化不大，节目中的各个栏目也趋于稳定，下面如果想要做得更好，那就得抛开这些框架的东西，而直击框架之中的内容实在。

    所谓内容实在，无非是节目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态度。实际上，在近1000期 的节目中充满着上级宣传部门的博弈与挣扎，让人可悲的是，节目不停地要顾忌上面领导的意思，不停地要问一问是否和上面保持一致，而如果主持人一旦稍微突破 一点“官方态度”，稍微提及一下事件的本质和真谛，在博得观众一致叫好之时，却会收来“上面”给节目的罚单。以致于新闻媒体人变得更加紧张，变得更加草木 皆兵，他们不再琢磨读者和观众的口味，而琢磨上级的态度，所以到后来那些隐秘在新闻学原理以外的“中国式新闻原理”，被那些媒体人牢记心中，运用起来如鱼 得水，什么报纸编辑、什么电视制片不再是给节目注入活力和思想，而是在阉割活力和思想。

    这些不是我臆造出来，也非我个人经历，这些东西老吴的博客里面写了不少。 所以当观众们抱怨节目不好，抱怨老吴不敢说话，殊不知节目被删减了很多，殊不知当今无数的媒体人，被无形的潜规则给阉割了，有的甚至没等潜规则袭来，就挥 刀自宫。要怪就怪我们这个畸形的传媒氛围，这样的土壤培育出来的新闻人都有一样的面孔，没有笑容，没有哭泣，更没有愤怒。《听我韶韶》的走红，某种程度上 也在打破我们对于新闻主持人的某种僵化印象，也许就是因为节目的“粗糙”，而给观众感觉有质感；就是因为老吴有时候像《皇帝新装》里小男孩一样说出一些真 话，而让我们对他抱有希望和尊敬。

    所以给我个人的感觉《听我韶韶》能到走到1000期，而且仍然能有一定的锋利，仍然能不回避那些有争议的热点事件，在这样的新闻环境里面，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兴奋而激动的事情。我开头用了“猛然”一词，也因为之前对节目不怀好意地预测，让我不太敢相信节目竟要走过1000期！ 照我看来，在娱乐致死的时代，快餐式的文化消费，远远大于严肃性的新闻评论。事实上，身边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节目，而且是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放大了说，这 个节目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思想启蒙”的角色，我个人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思想启蒙，满眼都是灯红酒绿，满而都是官话套话，人们在虚假、功利的环 境下生活，唯有通过思想的启蒙，让人们来甄别出真理和真知，从现象中看出事件本质。

    在我看来，《听我韶韶》发展的最佳境界，应该是影响一批人。通过老吴每天 的读报评事，以及老吴讲述老的自身经历，他们从中有所收获，有所启发，从而运用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之中。他们开始对新闻热点，社会事件怀有质疑的态度，善 于自己去思考问题，不人云亦云，敢于发表不同的观点，表达独立的声音。而反观老吴，也许他试图这样，可受之于体制，无法施展，唯后备去努力，同时我们也得 寄希望于今后的新闻环境得到改善。目前看来，节目才1000期，如果能做到2000期甚至10000期，那么一代一代的观众总会得到一些启发和收获。节目肯定会具有其巨大的社会功效。

    当然，可以把我上面的话当成一种对老吴节目的美好想象，实际上它又如此脆 弱，指不定哪天就突然夭折，而毫无声息。美好想象总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尤其是希望《听我韶韶》可以充当“思想启蒙”的角色，可事实上不仅仅是时代不允许， 新闻环境不允许，老吴以及十八频道、南京电视台自身人员和领导的能力都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因为缺少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现代新闻理念的培养，往往做出来 的东西显得小家气十足，漏洞百出，洋相不断。当我们叫嚣着说CNN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应该看看自己，我们更应该沉下心来，学习一些别人先进的东西。就比如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或许看的人不多），但如果看了应该会令我们汗颜，日本电视台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远在中国电视台（诸如CCTV）之上，两者对比，实力差距太大，CCTV的“岩松看日本”犹如日本的旅游观光片，并没有深入日本人的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相反日本人则尝试着去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中国人心理。

    借着《听我韶韶》1000期 到来之际，希望节目的内容能越来越好，视野放得更开阔，角度更新颖……其实说着说着，我觉得一个个悖论扑面而来，一方面是对节目美好希望和寄托，另一方面 又看到这样的残酷新闻环境而心灰意冷；一方面是我对节目的爱，另一方面又是我对节目的恨；爱节目可以讲出一些真话，能发觉新闻背后的本质；恨不能把问题说 透，恨老吴欲言又止……其实，把这些问题和悖论推给节目和电视台，犹如他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一样。

      不管怎么样，希望相互理解，希望你我共同努力。写得罗嗦了，但愿有更多的1000期。

PS:
      我并没有否认舆论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一些话现在可以说，一些节目现在可以做，例如老吴、东升、孟非的节目出现，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舆论进步的一方面。

      但，我觉得舆论环境的改善并不是因为上面的放松，而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外部力量来冲破这样的禁区。我们知道报社、电视台大部分是需要自负盈亏， 而大部分钱是来自需要广告，要完全融入市场，走公司化、集团化的模式，所以如果媒体说全是上面的声音，观众也不买账，逼得媒体人开始玩一些擦边球，玩一些 “高难度动作”。如果玩得过火了，立马被压制，像《听我韶韶》处于这样暧昧境地的节目，只要不触及更深层的东西，它的存在，有时候也是一个地区标榜自己言 论 自由的装饰品。所以说回来，媒体有时候成为了玩物，以老吴之言就是小尼姑的脑袋，每个人都可以来摸一摸。

      另外，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性得到了很大改善。以往想掩盖和堵住的信息，在互联网时代变得很难，如果平面媒体，电视媒体还在墨守陈规，如果上面领导还在用“堵”“掩”的旧思维来解决问题，只会让人看笑话。只会把矛盾更加激化。

      也许老新闻媒体人可以感受出时代的进步，言论尺度的放宽，但我个人觉得不应该把这些进步变成一种感恩涕德，因为新闻就是应该说真话，新闻人就是应该有良 知。老吴今天做得，只能说是对得起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称号，而不应该过分夸耀。听我韶韶如果想走得更远，应该尽早祛魅，脱俗而不媚俗。

 再PS:
        我上面的内容不可能拿到电视上韶的。其实老吴经常在电视上韶“市场经济的中国媒体”，只是韶得不深入，韶得不全面，为什么英国BBC，日本NHK大部分资 金来源于中央政府，而他们仍然能保持独立话语，甚至和政府对着来？国外的现实和中国正好相反，为什么呢？

      为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一部新闻法呢？像老吴现在批评相关部门，批评有关单位，能不能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另外，像东升的节目，虽然力度很大，但所监督 和批评的对象往往还是企业和个人，也就是非政府。实际上这些企业和个人能恣意妄为，很大程度上是相关部门的纵容，不从根本上给予曝光和监督，无法把问题彻 底解决，所以有时候东升喊得越响，批评得越凶，我越觉越觉得可怜。

      其实写那么多也是希望大家体谅一下老吴以及他们团队的辛苦。
我们不能直面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只好委曲求全，韶一韶粽子，韶一韶城市文化。韶一韶游离于政 之外的事情。给民众的怨气稍稍得到化解，稍稍得到释放。这犹如性幻想一样，我们给予《听我韶韶》一定的期许，一定的想象，希望她的笑容她的妩媚能给我们饥 渴而压抑的身体带来一丝安慰。

      很可悲。不是吗？

再再PS:

       我们不应该把期望寄托在这几个主持人身上。某种意义上老百姓把申诉问题、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媒体，寄托在老吴、孟菲、东升身上，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也 是不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一个系统，上到政府职能部门，下到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西方的观点来审视我们，我们这个社会远远还没有建立起“公民 社会”，老百姓更没有建立起“公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民主诉求，对于参政议政，摄入公共生活远远不够，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更是没有起到一个社会 的中坚力量，这个群体大多数是在小心地维系着自己的既得利益。

      反观韩国，韩国80年代末期依然是军人执政，但随着汉城奥运会之后，埋藏在社会中间那些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积极介入公共生活，韩国很快走上民主法制的轨 道。也就是说，韩国的转型和他们社会中的公民意识以及中产阶级息息相关。而我们则没有，或者说刚一燃起就被熄灭了。并会给戴上一个大大的帽子“危害社会安 定，容易引发动—乱”。这其实完全是逆时代发展之想法，把民主法制这样的普世精神当成了洪水猛兽。

      所以呢？我觉得，媒体要努力，媒体要持续持续再持续地关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比如说对华南虎事件，媒体不屈不挠，值得激赏；另外作为普通公民，我们也要 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若没有人积极维护自身利益，那么我们的自身利益会压缩的更小更小，我觉得重庆钉子户，以及07年底厦门人可以作为介入公共生活的范 本。实际上介入公共生活，就是在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个体代表了一群人的利益，那么就具有了公共价值，所以我们也不要把公共生活看得过于庞大 和复杂。

      火炬来泰，一早起床，困的要死，累的要命，等了半天，不过如此。之前准备，煞是吓人，从上到下，如临大敌，劳师动众，如履薄冰。来了火炬，本该高兴，忙里 忙外，防敌防友，稳定最重，平稳最好，变成任务，成了累赘，高兴苦恼，心知肚明。学校要求，不许短裤，白色上衣，不带饮料，遇到外媒，及时上报。要求多 多，烦不胜烦。哪是游戏（game），尽是政治（political）。
　　
　　火炬传递，拍了照片，欢天喜地，热闹非凡，中国加油，不绝于耳，当为火炬（torch），何当圣火？等待火炬，足有半天，火炬刚到，相机没 电，索性瞪眼，两眼相看，静观其态，不过如此，相安无事，皆大欢喜。火炬队员，匆匆忙忙，慌里慌张，表情做作。警车开道，好不威风，火炬经过，临我面前， 只需十秒，仅仅十秒，泰州荣光，花费几何，不得而知，形象工程，不说也罢，民粹当道，吾辈大逆。

因为长久的低头走路

我们不曾看见青春的正摇晃着它的尾巴

在这个没有风向的季节里

你和我的青春

看人来人往 看车去车来

 

因为长久的驻足凝望

我们不曾发现自己正变成了别人的风景

在这个炎热而沉寂的校园里

在这个忧愁而青涩的二十岁

你和我的青春

一同唱起那首未央歌

 

青春是挂在天边的一朵云

摆弄着无数的姿态

二十岁则像是远处田野里的油菜花

温暖着我们的心田

      近来西祠一直在忙着搞纪念活动，弄得是风风火火，老照片、老故事难得温情了一把。打开西祠上面风风雨雨十三中版，发觉早已冷冷清清。忽而意识到，这块小小的中学论坛也已经有九年历史。

      九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只不过一个初中，一个高中，再加一个大学三年——这亦是我现在的轨迹。混迹于西祠，其实也是混迹于风雨。在风雨发帖大骂学校，在风雨发帖广交朋友，在风雨发帖挑起是非……风雨成了校园的一种延伸，成了一个虚拟的中学社区。

      99年，我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学校开设了计算机课，机房就设在今天新教学大楼那地方。原来那地方是一个二层小楼，里面还有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小楼中心地方 有一个小池塘，至于有没有鱼大概已经忘却了。99年那会，教室里没有投影仪，更没有电脑，老师办公室过了两年才配备了一台台式机,和现在老师人手一台笔记 本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计算机那会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比较新奇比较奢侈，相信现在的90后和00后是无法体会了。

      那会用计算机是98的系统，主要是学word，我记得那会老师动不动就是叫我们用word排报纸。后来，老师说你们可以上网找点资料用在自己的报纸上，一 听可以上网了，不少同学暗自窃喜，我当时对网络并无太多印象，亦不知网络世界有啥好玩的东西，忽有一天一个同学开了一个叫“西祠胡同”的网页，并输入了一 个当时我觉得很摆的网名，我于是问他这是什么？他很不屑地说“这是西祠啊！你不知道啊？”于是我就看着他在电脑上熟练地操作，看他进聊天室，看他和我们班 另一个同学在聊天楼里神侃。“哦，原来网络还可以这么玩啊！”

      如今回想过去关于网络的事情发觉太愣太傻，在今日不会上网不会聊天，可以直接怀疑你是不是从火星来的。可那会儿不一样啊，那会全中国的网民才不过寥寥，家 里面有电脑的也不会很多。再后来，打着“学习需要”的幌子，让我爸给我买了台电脑，于是我的电脑生活正式开始了。

      有天表哥跑到我家来玩，把我电脑捣鼓了半天，说你用电话线也可以上网啊！于是把我兴奋了半天，但那天表哥最终没有帮我把网通了，临走时候他信心十足地丢给 我一句话“你这台电脑绝对可以上网”。于是我抱着这“必能上网”的信心，请了人帮着弄弄，果然，把家里电话线一接，上去了！从此，我的网络时代也开始了。

      这网络时代一开始，接下来就觉得开电脑不插个电话线，不开个IE浏览器，那等于没开电脑。上了网，那世界就丰富了，什么聊天啦，什么发帖啦，什么新闻啦， 所有东西都来了，那会上网没有什么“和谐”与“被和谐”。西祠人气也是旺得不行，西祠上面风风雨雨十三中也是经常火爆的吓人，而且发帖质量都挺高。我当时 就一小初中生，看着学长学姐的发言，感叹这些人怎么这么能写，一写就是那么一大段，他们不累吗？如今这种奇怪的想法，又根植在我的学弟学妹们身上，而他们 集体奇怪的对象变成了我。

      那时候王占宝王福财是网上说得比较多的人物，但和说今天的校长不同，今天我们对现任校长的批评集中于对他教学理念的攻击和批评，而过去的发帖还是主要针对 比如福财说话的声音以及搞笑的课堂。简单说来，以前的风雨论坛感觉还比较轻松，调侃大于批判，诗意大于理性。热闹异常，板砖横飞。

      后来呢？后来大家都知道，十三中开始上晚自习了，学生开始有写不完的作业了。还有呢？还有就是在集体晨会上，风风雨雨十三中论坛被王军校长拿出来点名批评 了。那风雨再后来怎么样了？再后来随着web2.0的发展，学生们开始自己写博客了，一些老版友毕业的毕业，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奶孩子的奶孩子…… 再后来就一直萎靡下去了。

      那后来就再也没来个第二春？有啊！王军校长对记者的一句“你今天来说和昨天来说是不一样的”拉开了校园可乐事件的帷幕，把这个论坛又火了一把。那个事件可 以说是风雨史上集体狂飙的典型案例，马甲遍地，恶语相加。当然也出现了很多理性评论，但终究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闹剧，之所以为闹剧是因为事件的主角并没有下 课，而平添了新的主角——一位历史老师。嘿，这网络和现代电视传媒的高度发展，随之带来的就是快餐与无理性的辩驳与反辩驳，媚俗与清高的相互标榜。

      九年的风风雨雨十三中，一如这个十年的西祠论坛，有过风有过雨，有经历过巅峰时期，也有过经历过如今的大萧条时代。随着十年的发展中国网民的人数已经跃居 世界第二，互联网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不再是那个九年前对网络一无所知的中学生，我也开始写博客，我也开始在网上和人辩论，我也通过网 络认识到各种各样的朋友。我买书不必再去先锋书店，我可以去卓越可以去当当；我不用去跑到邮局去给人汇钱，我开始使用了支付宝；我不必露出我的真正容貌， 也可以在网上忽悠一些小MM……

      西祠胡同在中国互联网狂飙的几年内，开始渐渐失去了她原有的中流网民。随着西祠不断地改版，不断地审查与被审查，不断地休站与维护，网友们开始把鼠标点向 了另外的论坛。我们一方面在咒骂着西祠论坛严格的言论控制，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意识到，网络社会在畸形的中国社会已经被民众赋予了太多太多的内涵。它不仅 要给人以宣泄，表达对现世的不满；它又要维护其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良知；它有要让普通民众自由表达着各自阶层的诉求……总而言之，互联网世界打破了十年前 的中国社会的格局。西祠的十年亦是见证中国最早一批网民的论坛，如今这批人中有不少成了社会的中坚，成了这个时代最富有开创性的群体。

      回过头来再看风风雨雨论坛，九年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可九年后，其中不少网友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一同分享着彼此文章，彼此不断地相互交流。风雨论 坛上面有将近一千多页，每一页我相信都有一个故事，如果十三中想好好总结这九年来的历史，风风雨雨论坛上的这些帖子，将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一手材料。

      是的，有时候，你我都在创造历史。

公 寓管理员鞠阿姨告诉我，公寓墙上的脚印、球印前几天好不容易清理干净了，但没过多久又被学生弄脏了，看能不能帮着呼吁一下。鞠阿姨这番话，我一直惦念在 心，我特意看了下公寓和教室的墙体，确实留有不少脚印，而且有的脚印离地面足足有一米多高，一方面惊叹那位同学柔韧性如此之好，另一方面觉得某些学生行为 确实令人悲哀。

也 许可悲的还不仅仅是那些大大的脚印。在食堂吃饭我们可以看见，取筷处贴了“请按需取筷”的小告示；在进图书馆之前我们可以看见，图书馆门口树了一个“不许 在馆内吃零食喝水”的牌子；在进教室前我们可以看见，楼梯处写着“不准带早点进教室”的规定；在三号公寓的一楼，我们看见的不是为防盗而是为防学生从窗口 “走”出宿舍而设的铁栏杆……

我 们高呼构建和谐校园，我们打出标语呼吁着爱护我们美丽的校园，可事实某些同学的个别行为实际上是在让校园变得不和谐。刚才列举的小事例，其实不仅是教育者 的苦口婆心，也是学生低素质的某种映射。西方大学会划分为不同的小学院，每个学院有着各自不同的个性、风气和传统，学生们小心地维系着每个学院的优良品 质，对学院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认同感，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学院里面就如同在一个小的社区，社区之中最讲求的是公共道德和公民责任。和谐的校园环境不仅 仅是校园表面上的干净整洁，更是根植于每一位学生内心深处高度责任感和荣誉感的一种体现。

反 观我们自身，我们有时候太过于关注自己的性情喜好，而忽视了对于校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应尽的责任。自然环境固然可以通过学校出资建设以及保洁员的辛劳工 作得以维持；而人文环境的构建和塑造则要牵涉到每一名学生的自身素养。实事上，一个人文环境较浓郁的大学校园，自然环境也不会差到哪里。

回 到最初提到的那些“不和谐”现象，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作为现代大学生意识的缺失。现代大学生应该包含了大学生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对于校园（社区）的高度 认同感，对真理和自由强烈的诉求感，对于校园（社区）强烈的责任感……现在有太多的人，只强调大学硬件条件的不足而忽视了对于自我内心的反省，也就是关注 器物层面的得失，而没有察觉到精神层面的匮乏。西南联大的历史告诉我们，硬件条件的高低并不能决定一所大学培养大师的多寡。

什 么样才是和谐校园？也许当我们不再看见墙上的脚印以及食堂的告示，还有图书馆门前的公告板，那我们也许离和谐校园迈进了一步。和谐校园不是挂在楼宇上的标 语，也不是你我天天背诵的口号，而更应该是我们每个学子所共同维系的实际行动。当然，我们也不应当满足于校园自然环境的改善，更应该关注自身素质的提高。 思想的荒漠要远远大于环境的荒漠。和谐校园，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当每一个在校园中的学子，与人为善，与校共进，不仅 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关注校园和社会的公共问题，那么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和谐校园。

 

 

 

   《东方马车》其实看完已经好几天了，想写点什么，可终究写不出来。而且这书是02年之作，在今天读起来，已经物是人非，似乎再写此书评论亦无多大意义。我 是因为卢 跃刚而去阅读这本书，但拿起此书，一直读下去，读到后来越觉得新东方今天之所以成为新东方，有其必然的因素，既有新东方教师的过人之处，也有俞敏 洪本人的个人修养及管理方式。另外，如果放大点背景说，新东方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教育培训机构，它似乎避免了吴小波《大败局》里面的 企业命运。当然，新东方这家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家族化模式”“与外国知识产权纠纷”“企业内部产权明晰”“战略布局大洗牌”等问题，一点不比那些 失败企业少。

    《东方马车》这本书的封面隆重地介绍，此书是卢 跃刚继《大国寡民》之后又一部独立采访之作。我觉得千万不能不能小看“独立采访”这几个字眼，此书闪光的地 方在于把卢把新东方像解剖尸体一样，解得个七零八落。从俞敏洪的发家，到新东方内部的三驾马车不和，一一被卢跃刚记录下来。从此书中，你看不见像新东方年 轻老师在课堂上把老俞吹得像神一样的语言，你能看见的是那个狼狈不堪，处处挨骂的俞敏洪；那个在电视上面妙语连珠，精力充沛的徐小平，在此书中，你亦能看 见他被逐出核心管理层后表现的失落与反省，以及孩子气；当然，你也可以看见一个叫王强的人，极富才华，极富激情，书生气十足。独立采访就是要表达独立的声 音和展示不同的观察角度，光鲜的外表下面肯定有其暗淡的一面；暗淡的角色，换一个角度观察也许未必是那样。我想，这大概是卢跃刚再三强调的独立采访的一个 小目的吧。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这三驾马车，在新东方刚刚启程的时候，各司其职，加足了马力。但几年下来，矛盾也累计了不少，误解啦，猜疑啦，嫉妒啦，该出现的都出 现了。如果说，犯下这些错误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知识分子身上与身俱来的敏感和优柔寡断的性格使然，那么解决这些错误和问题的钥匙也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所 具备的理性与宽容。读罢此书，我一再感叹，俞敏洪作为这辆“东方马车”的captain，他个人的性格和素养决定了这辆马车的最终方向。不可否认，中国的 企业的发展太依赖于企业领头人，领头人制定企业方向正确，头脑清醒，企业必然能发展良好；企业领头人昏庸和独断，那么企业也就会很快衰败而不堪一击。

    我们再细着分析下去，尤其好多民营和乡镇企业，在建立之处，利用改革开放的良好形势，大力发展。可到后来，当企业的产权、人事、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与当地 政府的诸多纠葛，企业慢慢开始萎缩消沉，一蹶不振。其实我个人认为，制度性的解构问题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修养问题。我们看来 有太多强人企业，换句话说是“一人企业”，他们专断揽权，刚愎自用。而俞敏洪则相反，他很喜欢用有思想，敢于和他顶牛的人。我在此书中，看见了那个冒充老 俞同学的宋昊求职的段子；看见了那个把新东方招聘要求，逐一挖苦点评的罗永浩……应该说，新东方的壮大和发展以及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与这些敢于顶牛 的人分不开。

   好了，刚才说了不少新东方的好话。此书中有不少是批评新东方，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比如说新东方只不过是一个教英语的，纯粹是转了应试教育的空子，还有的 说新东方的“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只是一句中国式的口号，毫无内涵；新东方一直说自己的企业文化，其实他并没有文化；新东方是俞敏洪的家族企业……这些批评 性的语言，在此书当中非常多，不少的话还是新东方的人自己说的。至于对与错，仁者见仁。

   再说这本书，我认为不足的地方。应该说，我说的不足，有点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感觉。我认为，此书的逻辑性不够强，此书有几个大章，每个大章里面安排了不同的 小章，而这些小章之间的连贯性似乎不够强烈，所以有时候我都可以直接跳跃过去，阅读下一章内容，且不影响整体阅读。但，如果卢能好好整理这些素材，使之更 连贯与条理会不错。比如说新东方与ETS的知识产权纠纷，那一张其实很精彩，把中国人与老美谈判的过程写得相当精彩，把俞敏洪团队极力挽回新东方的过失， 与丑恶的美国资本家嘴脸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写得好不生动。但那个章节中，写得好好的突然又转到了徐小平以及王强在海外的经历，把全章的节奏打乱了，让我 觉得有点遗憾。另外，ETS与新东方到底怎么了，新东方是如何度过ETS危机也没有细说，颇为遗憾。也许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间太紧，事件不够明晰，不好轻 易下笔。

   总体说来，我很喜欢这本书，里面不少的新东方小故事也是值得玩味的。我上过新东方的英语培训，里面老师讲的一些老俞发家段子，这书里面大部分都有提及。另 外，此书作为一本报告文学，有其记录的性质，我们完全可以把此书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一个缩影和一部信史。我也相信，今后诸如这样的培训机构会越来越多。当 社会变得多元，当社会对学历要求不再那么功力，那么培训机构作为一个扩充知识面，作为一个提高自身素质的延伸，那么民办培训机构必然走得更好。

   此书到现在已经过了6年。不知道下一个6年，新东方如何了，卢 跃刚如何了，我们的国家又如何了？

去年大概这个时候，老妈打电话告诉我，她养了一只小贵宾犬，才三个月，母的，说非常可爱，非常好玩。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狗的人。先是不免惊讶了一下，因为老妈一直要养狗，我没同意，结果这次先斩后奏了，我也没办法了。 回家后，我看见那只狗，如同我的鞋子一般大小，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我妈说小狗太小了，体质很弱，前几天她发烧还给她挂水的，心疼不得了。

那小狗在我们家真的很享福，我妈为她买了好多衣服，食品买的都是进口，呵呵，依我妈的话，把她当小孩养了。后来，我也渐渐喜欢上她了，特别的可爱，似乎就是长不大，显得特别的小巧，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我们家里面跑来跑去，尤其是看见我和我爸回来，摇晃着尾巴，扒着我们的腿，渴望让我们抱一抱她，给她挠挠痒。 我前几天刚刚回家，还没进家门，我看见我妈带着她在家门口溜，我站在远处，喊了一声，甜甜，她一抬头，飞奔式的向我跑过来，然后就围着我在奔啊，跳啊……我那次临走的时候，还特意说了句，甜甜我走咯，然后还摸了摸她。没想到是最后的一面了，我到学校后坏事接踵而来，钱包遗忘在出租车上，里面的证件和钱全部丢了。接着过了两天我就接到我妈的电话，告诉我小甜甜被车压死了。我当时一听就楞了，就如同听见一个亲人的离去一样，那么鲜活，那么活泼的一个小狗，怎么就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了。我能想象出，她那小小的身体，在被车压住的时候会何等之痛苦……相信那车轮下她会爆发出最惨烈的声音，我相信我在现场肯定会流泪。 真的太可怜了，她死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痛苦。她来到这个蔚蓝色星球上一年还不到，家里面已经把她当成一个部分，吃饭的时候，习惯性的要给她分一点，睡觉的时候，习惯性的看一看她有没有盖好。我们也已经习惯，半夜一有动静，她就汪汪的叫声。

我不知道这次我再回家，会不会感觉缺少一点什么。 我想到我吃饭的时候，再也没有一只小狗会扒在我的腿上，两眼直楞楞地盯着我看的可怜样；也不会看见，我妈把她丢在家里面，她泪汪汪地扒在房门上的情景，她也不会汪汪地叫我，带她去找妈妈了……我把我相机里面关于她的相片一不小心翻出来了。我很难相信，今后再也无法给她去拍照了，无法逗她做各种好玩的动作了。

但愿天堂里面还有你那小小的窝。

     知道吴非老师，是缘于04年9月在《南方周末》上看见他回应关于“南京高考之痛”题为《不爱风尘，又被风尘误》的评论文章。后来知道，其实吴非只是他的笔名，真名是王栋生，一个语文一线教师。而在读《不爱风尘，又被风尘误》这篇文章之前，因为《扬子晚报》的系列报道——“高考之痛，痛在哪里”引发了全南京城讨论高考之痛的热潮。当时教育专家、老师、家长纷纷出来说话，对04年南京高考本科达线率全省倒数这一情况大加鞭笞。就在报纸炒作之时，我正读高二，但准确地说，6月高考一结束，我们就被学校改编进了高三。离我的高考尚有一年多之时，我却已感受到浓浓的高考味道，当然这种气味很难闻。
　　
　　自那场讨论之后，我所在的那所中学开始明确地打出“县中模式”旗帜。整个学校的作息制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后来感叹，到底是一张报纸的讨论引发了一场“教育血案”，还是我所在的那所中学的苏北领导有意为之的呢？
　　
　　从当时的舆论环境来看，“县中模式”成了拯救南京高考的一剂良药，即使有教育者认为这剂药力太猛会不会适得其反，但渐渐此类教育者也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取而代之的是家长的欢心鼓舞，大力支持“县中模式”，我们那位争议校长也站出来说：“学生考不上大学，谈何素质教育！”此话掷地有声，好不豪迈。没办法，那些在身在高考围城之外的教育专家、学生家长何尝知道深陷围城之中的我们是如何想的呢？
　　
　　后来，在每星期必看的《南方周末》中，我看见了吴非的《不爱风尘，又被风尘误》文章，特别激动，也由衷地佩服这样敢说真话，有真性情的老师。没过多久，在南方周末又见吴非老师的后续文章，读毕，仍然是激动，但冷静之后想一想，吴非的呼喊只是能代表一小部清醒并负责的老师声音。也许看完文章后，我们大呼过瘾一把，再大骂一声“去他妈的‘县中模式’”，最后倒头就睡，一觉起来，睁开眼睛，仍要披星戴月地上课，没完没了地做试卷。
　　
　　这也许就是现实。再后来，确实如此，我们高三的生活每天如机械一般，“县中模式”愈演愈烈，在南京教育界大行其道。而我的高三生活基本是在一种极度空虚和困倦中度过了。结束了，就那么结束了。有人说高三收获很多，但我从来没有这么觉得。我回忆我的高三，甚至高中生活。发现最幸福的是晚自习偷着看报纸、杂志，这种在一些学生眼中近似犯罪的行为，我觉得成了我高中生活中最绚丽最幸福的事。
　　
　　是不是很悲哀呢？如今高中毕业三年，从图书馆无意翻到吴非老师的书，借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他的《前方是什么》杂文集看完了。说是看完，但内心总是很难平静。上面废话一通，下面写写我读这书的感受。
　　
　　在大学里面，我读书、看报，有时写点小东西，但看看身边的同学，读书对他们似乎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让他们写点东西，也成了奢侈。为什么呢？按照道理说，大学的时间很多，每星期读上一本书应该不困难，但为什么大家懒于读呢？读吴非的《前方是什么》更加重了我的疑惑，他在书中说道到一些中学语文老师都很少读书。试想，当老师、大学生不读书了，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人在读书呢？我很认同吴非老师的观点，好的老师不是看教出的学生应试成绩有多高，而是看学生是否喜欢这位老师，老师自身的人文素质如何。事实上，我们如今的中学，甚至大学老师人文素质有很大的问题，他们自己本身就很少去图书馆，很少读书看报，谈何影响学生呢？
　　
　　回到刚才我在大学常思考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读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常在中学的时候听老师说，现在读的那些杂书考试不会考，你要读以后上大学有的是时间去读。其言不可谓不真诚、不可谓不为学生好。但，实际上是害了学生，老师带着这功利化的心态去指导学生，而不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尤其是不鼓励他们广泛阅读，那后患无穷。试想，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那么就算在大学有再多的时间，你也不会去想到读书，读书的爱好更多是习惯的延伸。
　　
　　我以前常常困惑我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对于世界那么好奇，对于书刊上面不同的观点会有着激烈的思考，尤其那些完全背离教科书的观点更是让我深深着迷，甚至打破了我之前对历史伟人的“美好想象”。可以说，高中时候的好奇心使得我不停地接触一些我之前不知道的观点，也使得我特别迷茫和矛盾——这世界究竟是如何的？
　　
　　高中时代伴随着这些与考试无关的烦恼，有人笑我，想那么多干嘛呢？能把学习忙好就差不多了。吴非在《前方是什么》中写到南师附中有学生写信并征得三十多名学生的签名，赞赏学校在高三仍然坚持阅读教育。吴非说这三十多名学生也有一些高考并不理想，但他们仍然认为高中的阅读课程非常好。这是他非常高兴的地方。我个人以为，学生能在高考失败后，仍然客观地看待高中时候被外人认为不务正业的阅读课，就其行为本身而言，已经达到了开设这一阅读课的目的。阅读并不是为阅读而阅读，而是要从阅读中学习到做人的道理，学习到理性思考的态度，学习到敢于正视现实问题的勇气。事实上，我所接触的环境里面，不仅仅是学生还有许多老师和领导，不敢于去正视问题，显得没有担当。
　　
　　我相信我和那些签名的学生一样，在今天回想起高中时候的阅读经验，会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在我们思想最激烈，最容易怀疑世界的高中时代，通过不断地阅读为今后更系统、更全面的阅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在属于自己人生的启蒙阶段遇见了一些良师益友，更遇到了书中的真知灼见。事实也证明，如今走进大学，不断地阅读和学习，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充实一些高中时候支离破碎的观点和想法。如果说高中阅读过于宏观的话，那么在这一基础上的大学阅读就开始走上微观，而且走得更扎实。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前方是什么》这本书，与其说是关于一线语文教师的教育笔记新的，不如说是对中国式教育下的呐喊。全书虽然说是由长短不一的文杂组成，但每篇里面无不渗透了对这个国家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环境的独立思考。新闻记者说，一篇关于社会的深度报道，写到最后肯定要说到制度问题。他们这些记者都觉得烦，别说我们这些读者了。诚然，制度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我们仅仅把全部问题归结于制度，而不去解决，这只会助长我们惯性式地批评制度而不去解决实际问题。吴非老师在书中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我特别认同的地方。其实，不是这个国家的制度病了，而是这个国家的教育出问题了。制度是人制定的，当制度视由接受失败教育的人来制定，想必制度也不会成功。
　　
　　我终究不是一个好学生，没有上个像样的大学，在不像样的大学也没有取得一个像样的成绩。整天不务正业，过着与学业无关的读书生活。不爱中国式教育，又被中国式教育误。

      手机、互联网被我们广泛使用，使得我们很容易认识新朋友，但正是由于这样快捷而廉价的交友方式，使得我们对认识新朋友这一举动变得麻木和冷淡，以致我们在 虚拟世界无法彼此诚心交流。但虚拟世界认识朋友的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的常态，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把我们对朋友的祝福与问候，寄托在一根网线上或一家电信 运营商上。我们渐渐遗忘了书信的表达方式，我们也懒得拨通电话倾听对方的声音，我们更不愿意跑上老远的路程，去坐下来与朋友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个快速发展 人心淡漠的社会里面，我们更想保护自己而不想过多的暴露自己的真实感情。我们成了一只只小刺猬，小心而敏感地对待周遭复杂的人事关系。而大学之中功利化氛 围一如这样的社会大环境，极端冷漠又让人极度虚脱。当有天，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只是一个手机，只是一台电脑，而所谓的朋友，无非是手机上的几个汉字和一 组陌生的号码，无非是QQ上跳动的头像。也许我们该停下这繁琐而缺少质感的虚拟生活了。

这其实是我上学期上“演讲与口才”选修课，结业之时自己选的一个考试题目。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其实这也是我从大二以后一直考虑的问题，我相信不少同学有逃 课经验，但未必能细致地加以分析和理解。大二之后生活似乎越过越混沌，对于上课一事变得越来越没有兴趣，一听上课就想逃。为什么呢？我回想我中学时代，基 本没有逃课的经历，而且那时对于逃课之印象，完全是负面的，而如今，逃课已经成了大学生中一个“必做任务”。逃课，到底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总是在说，大学生逃课是因为大学生自己不爱学习，自己不思进取，这个责任应该完全由学生来负，那一点意义和价值也没有，且留于表面。但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学生责任，而从整个教师问题和教育体制，包括社会问题来切入会是有另外的一个视角。

我 们首先看看，老师是如何防止学生逃课。很明显，方法也很简单——点名。不少老师希望通过点名的方式，让学生都能准时坐在课堂上课，其效果显著，逃课之人少 之又少；还有不少老师的点名，是因为学校方面有强制要求，不得不点。其效果和主动点名无二样，但被动式点名会有不少逃课漏网之鱼；只有极少老师，就是从来 不点名。这样的课程逃课人数相对较多，但铁杆学生也非常之多。

其实，教师上课点名来防止学生逃课，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好的课堂是会吸 引学生的，他们会主动到课堂求学，与老师主动交流。我曾上过一个教授的课，此教授从来不点名，学生想来就来，中途也可随意离开。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影响 学生，如果课堂里面只剩下最后一名学生，那么只要我能影响到他一个人，那么我的教育也算是成功了。是的，教育在于影响，而大部分老师，缺少这样一种影响力 与自信力，他们上课枯燥乏味，照本宣科，有的甚至是漏洞百出，学生在下面听课苦不堪言。

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情况来看，教师水平层次不齐， 有的学校年轻教师占了很大比重，就如同我们这个学校，处处都是年轻教师。教师结构完全不合理，一些年轻教师才从大学毕业即走上讲台成为讲师，而省略了以前 作为助教的培养阶段。而这些年轻教师刚从“讲台下”走上“讲台上”其角色还一时未转变过来，也许研究学问确实有一手，但传道授业能力要值得商榷。培养一个 本科学生尚需要4年时间，而培养一个合格老师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如今大学忽略这样的培养过程——来者即用，来者即上。

这年轻教师泛滥的 背后又是什么呢？1999年当中国大学开始扩张，当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涌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也就预示着今后10年中国大学生将飞速发展。事实证明，教育产业 化迅猛发展，大学之间相互合并，小学院变成综合型大学，不少城市都建了大学城。一方面，大学生人数的突飞猛进地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教师的需求也跟着增 大。整个中国大学教育的环境“催熟”着大学年轻教师。

另外，大学教师以及大学里的领导与学生之间缺乏良性地沟通，大学生选择用逃课的方式来表达对于课堂教学的不满。这也就是有点像古罗马人的“用脚投票”——如果课上的好，我就过来；如果不好，我就离开。当然，中国大学尚没有这么的开放，没有这么的自由与包容。

再 从学生的方面看看，有学生逃课，也未必是去网吧消磨时间，去宿舍睡觉，而是选择去图书馆去自习教室，但这部分人却是非常之少。逃课，最后逃到哪里，其实也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大学教育已经到了千人指万人骂的境地，不仅仅在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上面有许多违背现代大学地方，我觉得更是在于大学教育使得一 些学生失去了主见——即使一些人选择逃课，表达某种反抗情结；但该逃往何处，他们并不知道。

所以，如果就逃课问题，单方面地认为是学生之 原因，那么太失公允。如今我们谈论民主，谈论自由，但尤其在一些敏感问题的讨论方面，缺乏素养，缺少包容不同观点的素养，这些问题出在了教育上面。另外对 于问题的分析，我们也常常出现狭隘极端，尤其是大学生在分析一些事情的时候，所在站立场太强调于个人之喜好，而没把视野放诸于更广阔的领域。这些教育上出 现的种种问题，其实本应该在课堂上一一被老师点出、指引，可环顾我们的大学课堂，少之又少，凤毛麟角。更可悲地是，连这些凤毛麟角的老师，也不忍大学校园 这样一个大课堂的氛围，他们也开始“逃课”，也许“身未动，心已逃”。大学生本身多的是理想，少的是正确方向的指引和学术的训练，而整个浮躁的社会氛围， 无形中也在刮进校园，什么理想，什么抱负，什么激情，都不如有个工作，有份固定的工资来得实际。

逃吧！逃吧！我们该逃到哪里？

夫子庙节日里的南京夫子庙

节日里的南京夫子庙          ...

在学校写稿子能获得稿费，确实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情。且第一次写了一千字的稿子，很快就兑现了20元的稿费，让我很是激动。掐指算来，这也是我第 一次拿到稿费。想想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学校传达室的小黑板上，经常会写着“某某有汇款单”，心想又是哪个同学稿子发表到杂志或者报纸上了。牛啊！这样的同 学，都是人才啊。那时候乳臭未干，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我，多羡慕这些能发表文章的好同学啊。

后来，每次都给学校写稿子，一写就是三千多字。并不是为稿费而写，而是觉得写稿子让我有许多收获。什么收获呢？就是从稿子还没有形成到最后写成这样一个思 考和观察的过程。我常常躺在床上就胡思乱想，下一期的稿子该怎么去写，该关注校园中的哪一群人。我想过写学校里面打工一族，想过写学校里面考研一族，当然 这类人群后来也确实给我采访到，并登上在校报上了。可我还想写那些炒股的大学生们，写写这些大学股民的生活，看看他们在当时的牛市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 事情，想知道他们的炒股故事。当把这个思路告诉学校的时候，被无情地拒绝了。原因是，院长有令：“学生要以学为主。”

当然，拒绝的事情不止这一件。比如说，想写写学校里面一批强化班学生，写写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据了解这些学生平时对学习抓得挺紧，有专门的老师负责指 导，美其名曰“导师制”。我当时连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校园里的‘神秘部队’”。心中还窃喜，这个题目绝对有噱头，一定可以吸引同学的眼球，剩下的就是等 我好好的去调查和了解了。后来，也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这是学校的教学事情，最好不要去碰，属于敏感问题。

我比较无语。当然无语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说，有一次我采访一个将要考研的同学。他告诉我，虽然对考研这个事情比较坚定，准备的也比较充分，但有时候还是会 很彷徨和迷茫。他举了一个前段时间来南京参加中级口译的例子。他说，他一进考点，就看见大量学生涌进考场，顿时感到压力很大，“原来有这么多的人要与你竞 争”。他看我有点茫然的样子，还特意解释给我听，“就如同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时候的场景一样，你想想，就像中午一放学，无数学生挤进食堂争抢着打饭场 景……”

哦，这下我明白了，立刻映入我眼帘的是中午食堂混乱不堪，场面拥挤，无数人挤进食堂去插队买饭的情景。恩，这个举例子比较形象，可以用在报道中，适当提一 下，于是我在报道中写道，那样拥挤的场景，就如同同学中午去食堂打饭的情形。心想，这样的描述，读者会有一个具体的想象，可后来给学校老师看见了，发觉不 对，于是赶紧删掉，问之为何，答曰：此句侧面体现出我校学生素质不高……

如果你觉得此话有道理，那么请听下一个案例。我经常在宿舍的大厅看见，不少的寻物启示贴在宣传栏上面。而且此栏不停更新，物品小到书本，大到手机。而且寻 物启示的语言很有特色，有的说“这个手机是我辛苦了几年打工赚来的……”有的说“社会是有法制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再不还给我，我就要报警了……”更 有一个人说：“我丢失的三星手机是早上才买的，晚上参加经管系歌舞晚会弄丢了，手机用了不到几个小时……”

这寻物启示写的一个比一个惨，看的我都心疼，于是乎，我就向宿管阿姨打听，这些贴出来后的寻物启示后，失主有没有找回物品。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一个 同学在学校里面轮滑，觉着拿着相机不方便，就放在了地上，准备滑玩一圈就拿走。没想到被一对情侣看见了，这对情侣顺手牵羊拿走了。失主当时赶紧跑到保卫处 调出当时录像，看了半天只能看见那对情侣的身影，而且确认是那两人拿走。鬼使神差，在寻物启示贴出之后，通过其他同学的帮助，失主竟然找到了那对情侣，结 果那对情侣矢口否认。

这下子，可有新闻点了。于是我让另外一个学生记者采访一下宿舍管理员，让她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像写故事一样把这个新闻写起来。当然，介于前面遇到的那么 多“被拒绝”的经验，我也开始要变得“和谐”一点，不光在写学生道德有待提高的情况下，还列举出许多拾金不昧学生的故事，想中和一下前面的基调。没想到， 后来给主任看稿子的时候，把这个稿子删的是面目全非，那个校园丢失相机的事情，只是一笔带过，把拾金不昧大大烘托。连我起的一个标题“满楼尽是寻物启示” 也被改成了“遗失物品寻踪”。唉，把我气得不行。

我直接怀疑自己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干下去，这样老是歌功颂德，老是想掩饰一些东西，而不去正面地面对它，有什么意义呢？老师常说，报纸是用于宣传的，要有主旋律云云。弄得我很是苦恼。

当然，如果换一种思维，比如学校禁止大一学生带电脑进校，你可以把报道角度从学校把学生当成为无理性人的思路，转化为学校对学生负责，使其不沉迷于电脑游 戏；比如学校花大把资金去购买大树移植校园，而很少花资金去请名师讲座，你可以从学校对形象工程的浮夸，转化为学校对于美的追求……

好多事情，如果换成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去写那么完全可以避免我上面遇到的困难，也许我就不必感到困惑，而且会让领导喜欢。“让领导喜欢”绝对不是一句空 话，去报社看望记者，记者说现在写稿子，管什么读者口味啊，领导喜欢就行了。这些都市报的记者，整天为稿子烦，太硬的不行，太软了也不行，他们现在要求新 闻故事最好的是写得“很黄很暴力”。想想看也是，不黄不暴力现在哪个看啊？人人都不是傻子，人人都有压力，你给我写那么多关于政治的，关于国家的，关于社 会的，我没有那心思去看，我就要黄一点的，我就要暴力一点的。

后来和记者聊到，年度有没有评为好稿奖，他说拿了一个，奖金五百。他和另外一个记者一人二百五，我顿时哈哈大笑，我说，我在校报写了1万3千多字也拿了稿费二百五。三个人都是二百五。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以前羡慕那些把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的同学，其实也没什么，不就是写了点文章吗？然后拿了点稿费，现在写多了也就觉得自己像一个二百五一样，干着很傻的事情，然后还摆出一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样子，妄图用新闻理想拯救大众，启蒙读者，妄图在这个沉沦的土地上记录真实……其实，想想看，当新闻记者没一个不是二百五，尤其是那些还有点新闻理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