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一词或许和古代中国人理解的不大一样，他们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中心，以天朝自居，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疆域领土划分，这与西方社会的“民 族国家”有着巨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西方近两百多年以来的交流与对抗，也就是中国渐渐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过程。这中间虽然有过停滞与倒退，但终究 在慢慢改变。而我们这群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后”，与国家的互动，与西方的接触，以及在构建公民社会过程中的挫折与努力，无疑成了这转型中国里最值得研究，最值得反思的样本。

今天，当我们再次讨论“80后”问题之时，不应该像当初猎奇一般仅仅针对“80后”群体自身性格、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讨论，或许应该把视角放得更加开阔一点，追溯“80后”现代意识的内在动力，以及“80后”与国家的内在联系。也许，当我们把“80后”放在一个国家改革年代的背景之上，放在互联网急速发展，社会急遽转型的背景之中，综合各方因素来解读“80后”，或许会显得更加理性。

改革开放无疑是“80后”群体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说得极端一点，没有改革开放，那么80后就失去其作为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理研究的价值。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会类同于“70后”、“60后”、甚至“50后”，他们亦不会成为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固然成为了“80后”发展的源动力，但“80后”将何去何从，将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按早几年的社会舆论看法，对“80后”持有着非常消极的态度。他们把“80后”群体中自私自利的部分过于放大，把“80后”的标新立异追求个性的部分当成了自我放逐，自暴自弃的注脚……

很自然的，社会上流露出把国家交给“80后”管理，国家就会完蛋这样想法，但那也许是一厢情愿的误解罢了。殊不知“80后”在互联网时代，用着手里的鼠标、键盘，已经开始介入国家的公共事务。不可否认，因为网络信息的海量，以及观点的多元，让更多“80后”感受到其中的魅力，开阔了视野。有甚者，在网上建立了国家领导人的粉丝团，用80后的方式消解政治的古板；当然，“80后”利用互联网对社会事件进行不懈地追问，华南虎事件最后的水落石出，“80后”网民功不可没。互联网作为一个社会交流平台，无疑也成了80后交流、交友的最佳方式，在这样的载体里面，催生出诸多志愿组织，甚至出现了“公民记者”这个由个人出资，深入事发现场，给网民发布第一手新闻的公益职业。这种由过去国家叙事（国家电台）转向个体书写（博客写手）的变化，无疑也是“80后”群体中最为鲜明的一个特征。

与其说“80后”开始以个体行为，来证明其自身价值。这种在外表看来是渐渐淡化国家背景的个体意识觉醒，不如看成是“80后”和现代国家的良性互动，这若隐若现的“国家——个人”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或许就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必要界限。而父辈们的时代把两者的关系模糊化，甚至同一化，造成了诸多问题。我以为，“80后”群体的集体记忆会和父辈们的国家想象有很大不同，父辈时代更多是通过政治口号以及政治指令来强化国家意志，并在口号和指令下把自我完全融入到国家中去；而“80后”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更多是以个体或者某一个群体组织的形式出现，虽然没有整齐划一，但终究是殊路同归。

“80后”的这一行为结果，一方面是“80后”自我意识、公民意识的自觉；另一方面也和国家的发展以及转型有着深刻联系。在看似与国家关系日渐淡化的“80后”身上，其实潜藏着一种对国家高度的认同感与使命感，或许这样的认同感与使命感最后内化成对公民社会的坚持与执着，内化成对民主与自由的不懈追求。

    采访毕业生只是我在记者团众多采访中的一个。在每一条新闻的背后实际上还有着更多的新闻故事，当然有些是可以呈现于纸上，有些却只能沉淀在心底。在院报的大半年时间里，我尽力地挖掘校园故事。我以为，校园的面积有限，但实际上背后却有着非常广阔的报道空间，关键在于你的观察与思考。有些人总是在抱怨校园以及城市的无趣与无聊，但殊不知在这些无趣与枯燥的背后实际上却充满着有趣而丰富的内涵，而学生记者无疑起到了一个“发掘无趣之后的有趣，描写无聊之后的有聊”的功能。这样的报道往往采取小视角切入，经过细致而扎实地采写，最终显现出的是一个大背景的维度。

    我写在院报的第一篇文章，其实不能算是一篇新闻而只是篇时评，题目是《不仅仅看上去很美》主要是批评当时的大学社团往往空有架子，华而不实，无法提升真正的校园文化，存在着“看上去很美”的问题。现在看来，大学社团一方面是组织者对社团的目的以及功能模糊不清，略显浮躁与粗糙；另一方面社团参与者的心态亦值得分析，比如大一时大家踊跃参与社团以及校园活动，到大二后由积极参与转为不冷不热，到大三、大四基本成了消极对待或者干脆不管不问，这样的心理变化过程如何分析如何解释，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所没有涉及的，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实大学社团的建设的好坏，直接关切到校园文化的建设。大学校园中的绝大多数学生或多或少都会与社团存在联系。如何正确地认识社团，如何建好社团。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索也使得我继续把关注点放在大学社团上，也就呈现了一篇《关于大学社团的一切》这样的稿件。这篇稿件分了三个部分来写，一个是写学校话剧社，另一个写的是大学生创业协会，最后写了学校对于社团的管理。在采访当中，我选择的两个社团其实都非常具有特色，但两者都有一定的尴尬。从话剧社而言，因为当时学院的条件所限，他们的演出更多是借助其他学校的场地，根据当时话剧社负责人的说法，话剧上演的时候，不少人是站在礼堂走道上看完演出，并大获好评。但也导致了他们的影响力更多是在校外而非校内；而创业协会的问题更多出在了管理之上，因为社团大部分成员都是同班同学，往往不好意思指出对方问题，结果社团问题越来越多，不得不草草收场。不过从我与他们的交流感受而言，社团不管最后成功与否，实际上对他们这些社团的参与者而言都获得极大的锻炼，这对于今后的学习生活以及自信心的培养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我正式接手院报的第四版，应该从07年9月开始，第一篇稿件就是写大一新生，题目是《9月8号，这一天》，这个报道洋洋洒洒写了一个版面。写得非常辛苦，实际上9月7号晚上就一直没有睡好，想着早上稿子该如何去写。清早四点左右就起床了，当时学校里面还是黑压压的一片，几乎没有什么人影，不过能依稀听见远处有人在说话，原来是几个工作人员在紧张而忙碌地准备军训衣物。大约5点多钟，天开始蒙蒙亮，我看见了一位女生和她的父母在校园里依依惜别。父母把女生送到宿舍楼下，嘱咐她好好照顾自己，一边向她挥手告别，一边向校门口快步走去，希望能赶上回家乡最早的长途车。这9月8日清早的两幅图景拉开了这忙碌一天的帷幕，也成了这篇报道开始时的特写场景。迎新活动一直到下午快5点多才基本结束，我急忙地回宿舍写稿，坐在电脑前敲打了5个小时，在体力将近不支时，终于完稿，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只眼肿得厉害，一揉就疼。回头想想，这篇稿子真是让我累得够呛。

    后来想想9月8号那天实在太玩命了，以后的稿件也再没有这般玩命地写作了。再后来我把焦点对准了那些正在准备考研以及正在找工作的人，题目是《考研？工作？这是一个问题》，希望通过对他们的采写能给下面学生一些借鉴。我对考研学生姜晓敏进行了采访报道，描述了他一天的生活，以及备考的心态。采访他时，我更多的是在倾听他的讲述，而当我经历了考研这一过程之后，越发觉得，考研应该是一个私人事件，是一个人自我调节的过程。就研究生考试的形式而言，其实和高考并无二致，但此时的你我却早已从中学生转变为大学生，这考试主体角色的转变，亦是考研与高考最大不同。如果把大学的终极目标定义为考研，那么就失去了大学真正的目的。以我看来，在大学更应该培养的是一种独立意识以及批判精神，考研的意义无非是延长学习的时间以及深度，由本科阶段广泛猎取型学习转为研究型专业学习，亦是一种由粗到细的过程，而更多的人往往在乎专业以及考研题型训练与学习而忽略了对其他领域的研读，这或许是本末倒置的表现。后来我了解到，姜晓敏来年并没有考上研究生，不过正如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那样“不管考上没考上，至少自己努力过”。我觉得这一句话也许就够了。

    我还写了有关校园内外打工一族的故事，不过在院报的采访过程中最让我觉得有趣且写得最让我满意的一篇，应该是对学校外教的采访，为了这个采访我还特意听了Stef免费为学生开设的西班牙语课，身临其境地感受了美国人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中Stef夸张的表情以及动作十分有意思，可以看出她的可爱与真诚。当然，这期报道能顺利写成和孙赟对我的帮助不无关系，某种意义上孙同学就成了我的翻译，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录音笔，把我们与Stef的采访全过程录下来，采访结束之后，一遍一遍得听，把重要的信息记录下来。我在写这个稿子之前，给自己设定了几个问题，比如Stef的美国生活是什么样的？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有什么不同？以及同学以及老师眼中的stef是什么样的？因为之前对美国教育有一个大致了解，在采访过程中我实际上也是在循着我的思路，有目的地向Stef提问，而她也非常真诚而又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觉得Stef这个美国老师，最打动我的是她对自己职业的认同感，这种职业认同感使得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她从不会认为学生学不好是因为学生的愚笨，而更愿意认为那是自己教学的责任，另外，在她的课堂上，听到最多的也许是她毫不吝惜地对学生的赞美与鼓励。或许，我只是写了一个普通美国人工作与生活的侧面，但通过这样一个侧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学习与生活呢？

    当然，院报新闻背后的思考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会随着学院的发展而不断地增多，它所提供的视角以及思考的角度也将随之增加，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将变得更加深入与理性。我在大学的四年的所见所感，绝非院报的大半年可以概括的。但这大半年院报的经历使得我更近距离的接触到学校中的一些老师、同学，更全面地了解了一所大学的点点滴滴。如果说在院报有什么遗憾的话，可能是没有写出更多优秀稿件与同学分享。比如说对于仅仅局限在校园的环境中，而没有从城市文化与功能的角度去观察大学，没有对泰州文化进行一个理性观察与探索；另外，对于学校中一些群体的发现不够，比如说“转升本”学生，他们往往有着良好的学习态度，往往拥有着比其他同学更为紧迫的危机感，而这些现象的背后又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呢？

    我在院报的最后一篇采访稿的标题是《告别的年代》，或许当初写这个标题的时候，不仅仅大四毕业生对母校的告别，亦是我对院报的告别。在今天，这样的告别又回归到它最初的意义。四年了，远处的麦田绿了一次又一次，油菜花开了一遍又一遍……还好我们有文字，我们可以记录下这一切的一切。

      作者在文章中，把自己理解的“五四运动之激进”与“当下青年之理性”联系起来解读，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如果仅仅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一种理念与激进的信心的话，就失去了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启蒙意义。同样的，如果把当下青年的爱国热情与行动理解为个体的清醒与理性，会存在着盲目乐观与过分自夸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反映在当下青年身上更多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自省与宽容态度的缺失。我们一方面急切地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以“受害人心理”来对待世界上不同的声音。

      我们回头看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其目的在于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和改变中国之命运，以期使中国真正走向民主与科学。作者认为在东西方文化认同方面，五四后期渐渐走向激进的危险边缘，尤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但我以为，鲁迅之所以说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其背景在于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熟稔与反思；胡适倡导白话文写作，实际上是建立在自身扎实的古文功底与现代学术训练之上，这和我们当下青年不去读元典而妄加揣测先哲之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所以我们不应该从五四的具体结果去理解五四，更应该从五四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知识分子思想内涵去着手研究。

      实际上，作为当下青年人来回望五四应该抱以更多的谦卑与反思。我们今天怀念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怀念的是他们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大学精神的包容与开放。在这些怀念的背后，我们不该回避自身渐渐从价值理性转为世俗理性的趋势，更不应该回避大学与社会的过度联姻，而失去了大学自身的独立性与先锋性。个体的清醒与理性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显得异常重要与紧迫。但清醒与理性的形成，不是盲从于某一种声音，某一种理论，应该怀着质疑的精神去大量猎取各方观点，最终化为自己独立之思想。

      从九十年前的“五四一代”到今天的“鸟巢一代”，这中间的试错与发展，见证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这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科技的现代化更是社会治理与公民社会构建的现代化。当然，这中间青年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亦不可过分放大。朱学勤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存在。所以，作为青年人不可孤立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更应该站在世界的角度去认识中国，改变中国。一旦打开这样的视野，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中国、审视自己，那么我们就不会盲目自信，而会更加扎实地迈向民主与科学。

      四年时光总是过得太快，开学报到时候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在临近毕业的许多夜晚，卧谈会的主题不由自主地把回忆当成了主题，这样的主题无疑是充满着悲伤与不舍。在这个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环境里，对于往昔的回忆似乎又暗藏着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宿舍那小小的地方，能不能装下我们大大的理想？抑或，我们早已折断了自己理想的翅膀。

    大学生与理想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可如今大学生们过早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与奋斗，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面前，坚定地站在了现实一边。他们考虑最多的是“这个对我今后找工作有没有用”、“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疑问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过多这样的疑惑，就会让大学渐渐成了功利主义的乐园，成了培养犬儒主义的场所。看似理性地报考热门专业，学习“有用”知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的选择，而非价值理性的要求。

我常常在想，如果大学没有一点点理想，而是整天在迎合企业，培养企业所需的人才，那么和技校，和企业培训机构又有多少不同呢？我们切不可把理想放大化，更不要把理想抽象化，理想其实更多是一种兴趣，一种自己排除功利心态而为之努力的驱动力。理想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的缺失有时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代人的沦落。细细想想，理想的背后又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悲剧？大学生如今在这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常常迷失了自我，大学生的人格也随之过早的社会化、世俗化。大学渐渐成了一个社会的缩影。不容否认，大学是应该介入社会、影响社会，可如今大学的介入与影响，往往是一种被动姿态，且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当大学生遇到理想，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本来应算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如今却不停地拷问着我们。我们应该何如面对，如何在转型中国面前坚守理想？这无疑又是一个非常具有讨论价值的命题。我以为，这还是要回归大学，回归大学那些所谓“无用”人文经典课程，在经典当中寻找一种价值信仰，这样才不会在大学四年以及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迷失自我。理想的缺失背后深层问题应该是信仰的缺失，一种对学问不停追问，对现实不断质疑的缺失。

在临将毕业的卧谈会中，我们谈论许多过去的趣事：学老师蹩脚的讲课，回顾某位同学大一到大四的各种外号，还有谈那些风花雪夜的故事。但，没有人谈论自己当初的理想，宿舍那小小的地方，实在挤不进一个叫“理想”的家伙。扪心自问，大学四年，收获几何，也许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1，文字表述能力欠缺，语言不精练且犹如大白话一般，这样的文章实在给人感觉不上档次。新闻的用语以及措辞虽然是小问题，但往往也是致命问题。

2，主观色彩太重，常常把写新闻当成写自己的感想，不去调查，不常引用当事人讲述，而自己随意想象。新闻记者应该呈现的是中立的第三者形象，所以整体给人感觉新闻的严谨性不够。

3，观察视角不多，不去深入生活，不去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人进行沟通，且常常抱怨校园里面没有新闻。没有什么好写的，到底是校园无新闻还是因为自己的懒惰写不出来？

4，不是写得太小就是写得太大，写得太小就是出现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报纸也大惊小怪地进行报道；写得太大是往往把事件提的太高，而新闻本身无以承受，给人感觉华而不实。

5，写新闻的逻辑性欠缺，一篇大稿子有时候不注意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构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完全凭着感觉和才气来写，这只会越写越糟。所以新闻的逻辑性训练一定要加强。

6，缺少阅读。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些学生记者有新闻热情以及才气，但往往不去读书，不去读报，不去关心时事，虽然我们身处校园但不少 校园问题亦是社会问题，不少社会问题也可以在校园中发现影子，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挖掘和思考。写新闻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影响学生，表达他们的声音，引起他 们的思考……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之上，尤其是各种类型的书籍都要涉及，比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的书籍，在阅读过程中不仅知识得到 提高，更重要的是视角以及思维得到训练，之前我说的文字水平、逻辑问题以及观察视角都可以在大量的阅读中得到有效提高。

       所以真正写好新闻必须花大力气，新闻热情是必须的，接下来就是需要艰辛而刻苦地学习和阅读，然后再投入写作……虽然一些同学的愿望未必是当记者，但就以我 的个人经验而言，写新闻的过程也是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你需要表达你的观点，也要倾听别人的观点，以及对别人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筛选，而这 些对你今后从事的事业必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不要把“今后不当记者”当成写不好新闻的借口。我推荐大家可以读一读李大同的《冰点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这书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我觉家读一读可以开阔一下思路，体味一下中国记者在体制里的挣扎与突破。

       因为之前断断续续想过一些校园新闻的问题，但没有系统地成为文字，今天写的也是泛泛而谈，也不必当成多么正式的文字，读读即可。我在版里面看到有人讲金陵 晚报合作问题，依我在报社的实习经验而言，金陵晚报这样的都市报往往不是把培养实习生当成目的，以我的记者朋友的话他们往往需要的是“来则即用型”记者， 再以另一个记者朋友的话来说就是要“能为本集团创造利润”的记者，所以报社以及电视台不是学校，它在市场之中，且是自负盈亏，残酷性可见一斑，所以要把自 己的心态调整好，定位调整好。这样看问题的时候或许会比较客观。就说这么多，写得不对，望指正。希望你们的正行办得更好。

具体参见中青年报关于深圳公民社会一文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12/10/content_2465461.htm

我前段时间看了翡翠台铿锵集的中国律师，刚又看了不走回头路。发现这翡翠台从中国司法进程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非常不错，远比好多内地电视台借以器物 的更替来歌颂改革的“硕果”。日本NHK也关注过中国司法，有一集是讲民告官的，但NHK是以事件为线索，注重叙事；而翡翠台则是偏重于对人物的描写和采 访，思想性较好。总体说来，NHK和翡翠台各有千秋。值得各位好好看看。
但看多了不免让人有种无力和失落感。亦如一个律师说的，“有法律没法治，有宪法没宪政”，我们太缺乏执行力，太缺少尊重法律的基本素质。在讨 论司法是否独立之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本身，而是更应该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当哪天我们的政体改革可以较好发展，那时我们再谈司法改革，以及在司 法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那么才能对症下药，还原律师以本质功能。

（二）

我觉得是过分紧张导致的。我看海角七号没什么民族情绪的感觉。其实电影只是好多时候说闽南话，台湾人觉得很亲切，然后又带有许多励志以及对过往美好回忆的 元素。我觉得这部电影取得成功很大一部分其实还是物质生活的极度发展之后，人的精神生活开始虚脱，借以此电影来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不满。

（三）

学生与教授在学术和认识上辩驳，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学生搬用公权力把学术以及教学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只能说明学生气量以及对学术认知的淡薄。我不 相信美国教授各个都是照本宣科，而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我想如果那样的话，美国人，以及美国大学也不用标榜着自己的宽容与多元了。当然，如果教授在课堂上 使用不雅词汇侮辱，攻击他人，或者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像法大的杨帆教授那样），我觉得到那时再考虑诉至法律并不为过。

（四）

呵 呵，我觉得LZ列的这些东西大体上没问题，但需要小心求证。目前大陆的教育以及出版业还无法把真相惠及给大部分人。至于说国民党的抗战，我觉得可以看看邓 贤以前写的《大国之魂》讲的是国民党缅甸远征军的故事。另外，诸如像华东师大的杨奎松沈志华他们对中苏关系有过深刻的评价，我觉得可以从那里了解到一些 历史真相。还有，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嘛，叫《卡廷惨案》，如果不想读书，看看那个电影就当是消磨时光，也是不错的。至少你知道苏联干过一个很恶心的 事情，之前还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德国。

（五）

我非常相信浙江省委插手此事。 据说高华要去华东师大任教，上海市委宣传部还出来干预。中国高校实际上被上面牢牢地控制着，一如司法系统被政法委控制着一样。说句稍微难听点的话，如果贺老师看了别生气。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贺老师也成了丧家狗。我不是骂贺老师，其实我是在为这个体制而悲哀。 贺老师的壮志未酬，某种意义上就如同张思之先生在许多敏感案件上一次也没打赢过一样。在张先生失败的后面其实是中国司法最大的失败。

（六）

我们现在的环境更加变得焦躁和迷乱。电台、报纸、电视无一不是娱乐娱乐还是娱乐。属于我们这些未来的主人翁除了功利几乎所剩无几。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大点 看，台湾民歌三十年以及我们大陆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两个三十年其最终的结果终究走上物质化和功利化。我们今天大张旗鼓地纪念民歌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三十 年，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下浮躁环境的一种愤懑。就如同《海角七号》在台湾的走红，更多意义上是台湾人对过去生活的一种集体回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寻求内心 中真正的台湾。“操你妈台北”——我相信台湾不少青年人会感同身受。当然，这样的句式运用在大陆的任何地方一样会让人心潮澎湃。
不知道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华娟以居家主妇自称，但所写歌曲无疑都是与远方有关。还好，身为主妇却心向远方，这样的心态在如今这个动不动就身不由己的社会中显得是多么珍贵。我不知道，今后的民歌会如何发展，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会长久地沉浸在过去三十年的歌声中。

（七）

"吃饱了就不饿，搞完了就舒服。" 　　
这是锵锵三人行里面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哈哈

（八）

我以为这是文化快餐年代，已经完全分不清，到底是舆 论引导读者，还是读者决定舆论。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如果无法完全彻底地讨论政治问题，那么可以把这样的宣泄发在娱乐上，所谓政治的娱乐化。渐渐 地，各位读者在轻松和戏谑中度过美好一天。其实小题如果你换个角度想想，不一定是很黄很暴力的帖子可以增加流量，如果换成一个大的社会事件，一个有份量的 社会调查那么流量也不会低。但，往往一遇 到稍微敏感点的好新闻线索，者，媒体只能统一用新华社通稿，你说我会点那么多网站看同一条新闻吗？在五颜六色的社会“悲惨新闻”当中，我会看那些动不动就 冠上“一小撮”的新闻吗？

（九）

呵呵，不知道吴大师说的这样的翻译算不算翻译当中的“不对称”问题。在我看来，好多 时候翻译中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国外和本国文化的不了解，以及一知半解。我看朱青生的文章中，他就谈过文章翻译问题，他觉得有些单词必须得查一查最初的意 思，我们知道英语单词好多是来自拉丁文，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词儿，所 以如果对最初的意义了解不够，很难对其有准确的把握。进而朱青生还谈到语言的科学性一问题。
吴大师这个文章确实不错，我觉得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当下优秀的翻译家太少，主要还是翻译者本身的文化层次的制约。我的一些愚见。

（十）

其实，后窗老师忽略了一个问题，学新闻或者学其他什么专业只是表象问题，最根本以及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学生是否有心向学。所谓新闻无学，说的有一定道理，但 关键还是在于学生而非学科设置本身。一旦深入某一门学科（人文类为主）就会发现光是一个学科的知识已经无法解决一些更深入的问题，那么就需要勤习其他学科 的内容。在一种对学科的“不满足”状态下往往可以避免后窗说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后窗老师如果能鼓励和建议多一点，而批评和嘲讽少点，那么会更好。至少我觉得后窗有点绝对化的倾向。